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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3（第2页）

他和李贽的冲突也无可避免，因为两个人都准备把自己的理论体现于行动之中。

于是李贽指斥耿定向为不诚实，言行不一；耿定向则指斥李贽以立异为标榜，立异的目的还是立异，所谓放浪形骸，无非是为了博取凡脱俗的美名。

耿定理在1584年去世。

同年耿定向被召回北京任左金都御史。

他在信里提出李贽迷误耿氏子弟，这种指责促使李贽迁居麻城。

多年以后，他还认为这是耿定向有意识地给他以个人侮辱。

李贽好强喜辩，不肯在言辞上为人所屈，在做官的时候也经常与上司对抗。

和耿定向闹翻之后，他更为重视自己的独立不羁。

按本朝的习惯，退休的官员被称为“乡官”

，也就是意味着他仍然具有官员的身分，要受地方官的节制。

地方官可以邀请他协助处理有关的事务，也可以邀请他参与重要的典礼。

这种权利和义务，在别人或许会引以为荣，而在李贽则是精神上的压力。

他说：“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

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

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

剃为僧，除了避免亲族的纠缠以外，摆脱这些牵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李贽虽然身入空门，却没有受戒，也不参加僧众的唪经祈祷。

他喜爱清洁成为癖好，衣服一尘不染，经常扫地，以至“数人缚帚不给”

。

在很多方面，李贽保持着官僚学者的生活方式。

例如，即使是短距离的外出，他仍然乘轿；对于书本不愿亲自阅读，而是让助手朗诵以省目力。

退休以后的十几年，李贽主要的工作是著述。

他的著作大部分都在生前刊刻印行，芝佛院中有一间屋子专门堆放书板著作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儒家经典的阐释、历史资料的观察、文学作品的评论以及伦理哲学的挥，形式则有论文、杂说、诗歌、书信等等。

但是涉及面虽然广泛，却并不等于具有多方面的精深造诣。

他写作的历史，对史实没有精确的考辨，也没有自成体系的征象。

大段文章照史书抄录，所不同的只是按照自己的意见改换章节，编排次序，再加进若干评论。

在接触小说的时候，他所着眼的不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创作方法，也就是说，他不去注意作品的主题意义以及故事结构、人物描写、铺陈穿插等等技巧。

他离开了文学创作的特点，而专门研究小说中的人物道德是否高尚，行事是否恰当，如同评论真人实事。

再则，即使是阐述哲学理论，也往往只从片段下手，写成类似小品文，而缺乏有系统的推敲，作为结构谨严的长篇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