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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3（第3页）

谁其如此，当日的士人，对于“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

，就大多感到难于理解。

要正确认识此中关系，务需探求李贽的写作目的。

他的各式各样的著作，无非异途同归，其着眼在把读书人的私人利益与公众的道德相融合。

从这点出，他的写作，有如使用各种乐器演奏同一支交响曲。

公私冲突之中能否设法调和？如果他还没有做出恰当的答案，至少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对读书人来说，足以影响他们良心与理智的完整性。

李贽自身的经历，使他对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表达更为有力。

所以，他的著作仍能获得读者的欣赏。

其中衷曲，在一封写给耿定向的信里挥得淋漓尽致：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

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

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以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风水以求福荫子孙。

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

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

以此而现，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谓孔圣之训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便说生意，力田者便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怠。”

李贽的难言之隐在于他强烈地抨击了这些人物以后，他还是不得不依赖这些被抨击者的接济而生活。

他们的言行不一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耿定向不过是比较显著的例子而已。

李贽本人也没有与此绝缘，这就常常使他在对别人作了无情的指责以后，自己感到内疚而稍敛辞锋。

只有当他被别人截击，已经无法退避，他的感情才如长江大河，一而不可收拾。

在同辈的人物中，李贽虽然享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但是他终究没有找到他最企盼的独立地位。

这种困难和冲突迫使他继续写作，笔下内容仍然不能越出这一问题的范畴。

这种情况，连同情他的袁中道也为之不解：既然由于对官僚政治不满而绝意仕进，那就理当息机忘世，以文墨自娱；可是写来写去，还总是和官僚政治有关，加之名望越来越大，“祸逐名起”

。

这就无怪乎招致杀身之祸了。

李贽和职定向的争论，基于人性的善恶。

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需要从中国哲学史中找出全面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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