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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文学艺术奖颁发仪式上的答词9（第6页）

但是如此所述的共同点对于我既生疏又亲切，具有很大的引力，所以我在潜心攻读杜甫诗和鲁迅杂文的同时，也经常从歌德和里尔克的著作里吸取养分。

1941年，战争已经是第四个年头，我在昆明接触社会，观看自然，阅读书籍，有了许多感受，想用诗的体裁倾吐出来。

除了个别的例外，我已十年没有写诗了，现在有了写诗的迫切要求，用什么形式呢？二十年代惯用的形式好像不能适应我要表达的内容。

我想到西方的十四行诗体。

但十四行诗有严格的格律，我又担心削足适履，妨碍抒写的自由。

正好里尔克《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给我树立了榜样。

世界上的事没有一成不变的，十四行诗的格律也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改动。

于是我采用了十四行诗的变体，比较能运转自如，不觉得受到什么限制。

我在1941年写了二十七首十四行诗，表达人世间和自然界互相关联与不断变化的关系。

我把我崇敬的古代和现代的人物与眼前的树木、花草、虫鸟并列，因为他们和它们同样给我以教育或启示。

有时在写作的过程中，忽然想起从前人书里读到过的一句话，正与我当时的思想契合，于是就把那句话略加改造，嵌入自己的诗里。

例如，有一次我在深山深夜听雨，感到内心和四周都非常狭窄，便把歌德书信里的一句话：“我要像《古兰经》里的穆萨那样祈祷：主啊，给我狭窄的胸以空间”

，改写为“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

作为诗的末尾的两行。

又如我写诗纪念教育家蔡元培逝世一周年，想起里尔克在战争时期听到凡尔哈仑与罗丹相继逝世的消息后，在一封信里写的一句话，“若是这可怕的硝烟消散了，他们将不再存在，他们将不能协助人们重新建设和培育这个世界了”

正符合我当时的心情，于是我在诗里写道：“我们深深感到，你已不能／参加人类的将来的工作——如果这个世界能够复活，歪扭的事能够重新调整。”

我这么写，觉得很自然，像宋代的词人常翻新唐人的诗句填在自己的词里那样，完全是由于内心的同感，不是模仿，也不是抄袭。

人有时总不免有寂寞之感，同时也有人际交流的愿望。

我认为没有寂寞之感就没有自我，没有人际交流就没有社会。

我想到意大利的威尼斯，由一百多个岛屿组成，每座岛都会有自己的寂寞之感，但是水上的桥、楼房上的窗，把这些岛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欢腾的集体。

又想起荷兰画家凡·高，他一方面用强烈的色彩画出火焰般的风景和人物，一方面又描绘监狱和贫穷农家的阴暗，同时他又受到东方艺术的影响，用轻巧的笔画了木制的吊桥和小船，因此我在诗里发问：“你可要／把一些不幸者迎接过来？”

这时，我再也不像年轻时把寂寞比作一条蛇，用它口里衔着的一朵花象征少女的梦境；这时寂寞像是一座座隔离的岛屿或阴暗穷苦的院落，它们都仰仗着或渴望着桥梁、船只、窗户起着沟通和交流的作用。

当时的评论家把我的十四行诗叫作“沉思的诗”

。

四十年代，中国人民蒙受的灾难日益严重，新中国从灾难里诞生。

无论是灾难或是新中国的诞生，都不容许我继续写“沉思的诗”

了。

它们要求我观看活生生的现实，从现实中汲取诗料，比过去惯于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里寻求哲理和智慧要艰难得多。

虽然如此，我每逢写作时，还是经常意识到我从歌德和里尔克那里得来的养分。

尊敬的女士们和先生们，今天我同时简略地叙述了我从德国文学里受到的教益，也是向对于人类文化有巨大贡献的德国民族表示内心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