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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我什么都想冒充1（第1页）

除了人我什么都想冒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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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有一位擅讲睡前故事的外婆，这位不知名的老人是他的第一位文学导师。

然后才是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纳与鲁尔福……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对于有志于文学写作的青年人而言，有一个会讲故事的姥姥很重要。

此处的“姥姥”

，未必就是指一位具体的老人，“她”

的本质是“传统”

，古老却不朽的文学传统。

我的确有这样一位姥姥，她曾经作为一个温暖而柔软的肉体在人世存在，而今她老人家已过世多年，墓木早拱。

然而作为对我曾施加影响的“传统”

，她还活在世上，在我的记忆中活灵活现。

至今我还能轻易地从芜杂的记忆中辨析出她的声音、腔调和讲故事时的神态，我还可以随时召唤她皮肤的温度，以此在心寒难耐时取暖。

当某个故事需要她卖个关子时，老人狡狯而调皮的眼波流动在我的记忆中依然鲜活无比。

作为外孙，我以回忆来缅怀她。

当我拥有足够的写作能力之时，她在我的小说中复活，虚构的姥姥与真实存在过的姥姥一样慈爱而真实，以这种方式，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变回孩童之身，随时随地钻进她的怀里，抱她，亲吻她，听她讲那些我至今还能记得的故事。

姥姥的故事是一切农村老太太的故事，不外乎鬼魂精怪。

那时故事里的鬼魅就隐伏在窗外，随时会探出尖利的爪子破窗而入。

她发觉了我在她怀里的颤抖，就不再讲，哄我睡觉，可我不干，尽管我的鼻尖已经感觉到了鬼魂阴冷的呼吸，可我还是缠着姥姥讲下去。

再后来，大些了，识字了，姥姥却失明了。

我就捧一本《白话聊斋》读给她听，姥姥听得饶有兴趣，几个故事读罢，老人松开盘坐的腿，两只小巧的足尖少女般踢动，她不无得意地跟我说：“这不跟姥姥给你讲的差不多嘛——”

我因此而更爱她，从来不觉得这是对蒲松龄先生的贬低。

两位不同年代的老人是有共通之处的，豆棚瓜架下的蒲松龄与我的外婆，同属文学传统的薪火相传者，皆可亲敬。

郭沫若曾为蒲松龄故居题楹联一副：“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

。

《聊斋志异》的确高人一等，它的高人一等即对人性的描摹呈现超乎他作。

鲁迅先生也说，“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诞，诞而不情。

《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鬼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

——为什么“和易可亲、忘为异类”

？当然是“多具人情”

，当然是因为蒲松龄为其笔下的花妖狐魅注入的人性。

有人每每提到文学性，那么何谓文学性？我的看法是，文学性即人性，即便二者不能完全等同，至少也可以说，流溢出真实人性的文字，就是具有文学性的作品。

反推之，比如有人写人，读者读到最后一个字，也嗅不到丝毫人味儿，文学性就被他丢到姥姥家了。

另有人写鬼写兽写花写草，却依然可撼动人心，这个本事，西方的杰克·伦敦与西顿，麦尔维尔和福克纳也是有的，他们笔下的狗狼鲸熊，在其毛皮之上，同样泛着人性之光。

于这一层面之上，放之世界文学范畴，假如总是捧出四大名著晾晒，堪与今人以四大发明壮阳媲丑、媲鄙陋与狭隘，骨子里漫溢出的虚弱感实无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