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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松江之外，另一纺织工业中心是杭州，由于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置备生产工具和原料的大作坊资本家，和除双手以外一无所有出卖劳动力的手工业工人。

资本家雇用工人，每天工作到夜二鼓，计日给工资。

这种新的剥削制度的出现，正表示着社会内部新的阶级的形成，除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以外，又产生了大作坊资本家对手工业工人的剥削关系。

明初曾经做过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所作的《织工对》，典型地记述了这种新现象：

钱塘相安里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每夜至二鼓。

老屋将压，抒机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

日佣为钱二百，衣食于主人。

以日之所入，养父母妻子，虽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饥寒。

于凡织作，咸极精致，为时所尚。

故主之聚易以售；而佣之直亦易以入。

有同业者佣于他家，受直略相似。

久之，乃曰：吾艺固过于人，而受直与众工等，当求倍直者而为之佣。

已而他家果倍其直。

佣之主者阅其织果异于人，他工见其艺精，亦颇推之。

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胜十工，倍其直不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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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明初大作坊的一般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里巷，有若干同一性质的大作坊；大作坊主人同时也是棉布商人；从个体的生产到大作坊的集体生产，有了单纯协作，出品精致畅销；经营这种大作坊有利可图，资本家很赚钱，作坊也多了。

资本家付给技术高的工人工资，虽为一般工人工资的两倍，但仍可得到五倍的剩余价值。

棉花棉布的生产量大大增加，政府的税收也增加了，以税收形式缴给国库的棉花棉布，成为供给军队的主要物资和必要时交换其他军需物资的货币代用品。

洪武四年（1371）七月诏中书省：“自今凡赏赐军士，无妻子者给战祅一袭；有妻子者给棉布二匹。”

（89）每年例赏，如洪武二年（1369）六月以木棉战袄十一万赐北征军士（90），四年（1371）七月，赐长淮卫军士棉布人二匹，在京军士十九万四百余人棉布人二匹。

（91）十二年（1379）给陕西都指挥使司并护卫兵十九万六千七百余人棉布五十四万余匹，棉花十万三千三百余斤。

（92）北平都指挥使司卫所士卒十万五千六百余人布二个七万八千余匹，棉花五万四千六百余斤。

（93）十三年（1380）赐辽东诸卫士卒十万二千一百二十八人，棉布四十三万四百余匹，棉花十七万斤。

十六年（1383）给四川等都司所属士卒五十二万四千余人，棉布九十六万一千四百余匹，棉花三十六万七千余斤。

（94）十八年（1385）给辽东军士棉布二十五万匹，北平燕山等卫棉布四十四万三千匹，太原诸卫士卒棉布四十八万匹，等等。

（95）平均每年只赏赐军衣一项已在百万匹上下，用作交换物资的，如洪武四年（1371）七月因北平、山西运粮困难，以白金三十万两、棉布十万匹，就附近郡县易米，以给将士。

又以辽东军卫缺马，发山东棉布贳马给之。

（96）十三年（1380）十月，以四川白渡纳溪的盐换棉布，遣使入西羌买马。

（97）十七年（1384）七月诏户部以棉布往贵州换马，得马一千三百匹。

三十年（1397）以棉布九万九千匹往“西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