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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贵族拓荒者（第1页）

第七章　贵族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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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伯克利·科尔和丹尼斯·芬奇·哈顿而言，我家就是个共产主义机构。

家里的每件东西都属于他们，并且他们以我家为傲，感觉缺些什么都往家里搬。

他们为我带来上等的红酒和烟草，还从欧洲弄来书籍和唱片。

伯克利开车载满火鸡、鸡蛋和橙子，从他自己在肯尼亚山的农场过来。

他俩都有雄心壮志把我打造成像他们一样的品酒家，为了达成这项使命不遗余力。

他们对我的丹麦餐杯和瓷器都极感兴趣，常用我家所有的玻璃杯在餐桌上搭出闪亮的大金字塔，一个摞着一个，两人喜欢欣赏这一景致。

伯克利住在农场时，每天上午十一点要去森林里喝一瓶香槟。

有一次他在向我告别时，除感谢在农场度过的时光之外补充说道，这幅图画里有一块阴影，因为我们在树下喝酒时用的是粗糙俗气的玻璃杯。

“我知道，伯克利，”

我说，“但我没剩几个好的玻璃杯了，而且仆人们每次要拿着好杯子走这么长的路，总是会打碎。”

他严肃地看着我，握着我的手。

“但是，亲爱的，”

他说，“这还是很可悲。”

于是之后，他把我最好的玻璃杯都拿到森林里去了。

伯克利和丹尼斯在移民非洲时曾让英格兰的朋友们深深惋惜，他们在殖民地又受到极大的爱戴和景仰——但他们依然是流放者，这很奇怪。

不是哪个社会把他们丢出来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一处在驱逐他们，而是时代造就，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纪。

除了英国，没有其他哪个国家能够创造出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是返祖现象的实例，他们所属的时代是更早期的英国——一个不复存在的世界。

在当今的时代，他们无家可归，不得不四处流浪，最后他们来到农场。

他们并不自知，反而对抛下英格兰的生活有种愧疚感，就好像朋友们都在任劳任怨地忍受义务，他们却仅仅因为厌倦就逃离了一切。

丹尼斯谈到自己的年轻时代——尽管他现在仍很年轻、他的前景，以及英格兰的朋友给他的建议时，引用了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中的哲人杰奎斯的话：

难道真会有人

愿意转过身去

抛下他的财富和安逸

固执地一心只为欢喜？

他对自己的认识有误，伯克利也是，可能杰奎斯也是。

他们都相信自己是逃兵，有时需要为任性付出代价，但实际上他们是流放者，是欣然接受流放的流放者。

如果给伯克利的小脑袋戴上一顶丝质长卷发的假发套，他活脱脱就是查理二世宫廷里的人物。

他，一个英格兰的青年才俊，本可能坐在年长的达达尼昂（1）脚旁——大仲马的小说《二十年后》里的达达尼昂，听取他的智慧，并把他的语录铭记于心。

我觉得万有引力定律对伯克利并不适用，因为我们晚上坐在壁炉旁时，感觉他随时都可能垂直冲上烟囱。

他是个人性的鉴赏家，对人类既不存有幻想也不抱有怨恨。

出于一种残忍，对于那些给他留下最坏印象的人，他反而更爱施展魅力。

当他真的抹白鞋底来嬉笑怒骂时，他就是个无可比拟的小丑。

要想在二十世纪重现复辟时期的喜剧作家康格里夫与威彻利式的智慧，就得比他们本人更加热情洋溢、更加场面宏大、更加敢想。

然而，当笑话变得过于大胆傲慢时，有时就显得可怜了。

伯克利有点兴奋，好像和杯中的酒一起变得透明，好像他真的骑上了高头大马，身后墙上的影子开始变大、移动，开始傲慢而空想地慢跑。

他以为他的马的血统高贵，祖先是堂吉诃德的老瘦马“罗西安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