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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悲剧喜剧论（第5页）

拉宾[5]，一个公平的评论家，曾经根据亚理斯多德说过：骄傲和缺乏同情是人类最突出的毛病；因此，为了治疗我们这两种毛病，创造悲剧的人们决定对其他两种**——恐怖和怜悯——进行工作。

他们在我们眼前呈现了可怕的不幸的事例，使我们恐惧起来，而这种事例是发生在有高贵品质的人物身上的；因为这样的行为向我们表明不论什么条件都不能不受命运的播弄，这必然会引起我们的恐惧，因而减少我们的骄傲。

但是我们看到最有德行、最伟大的人物也不能避免这类的厄运，我们心中就产生怜悯，无意中就导致我们去帮助和关怀受难者，那正是最高贵的、最神圣的美德。

这里可以看出，如果我们希望这人得到怜悯，那么就有绝对必要使他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

我们不惋惜坏人，而是憎恨坏人。

我们乐于看到他的罪行得到惩罚，理想的因果报应在他身上得到实现。

当时的批评家责备欧里庇得斯，说他把他的主角弄成太坏的人了。

例如斐特拉，虽然她爱她的女婿是勉强的，而且这是她一家得罪爱神的恶果，但是批评家认为作为舞台形象她还是太坏了。

我们应该废除所有坏人的角色吗？我说我不赞成那种意见。

不过戏中的英雄必须不是个恶棍，即是说，要想引起我们怜悯的角色必须合乎美德的倾向，他必须有某种程度的美德。

至于有完美德行的人物，既然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因此也就不能模仿。

但主要人物可以含有缺点等杂质，只要他好的一面超过他坏的一面，这样一方面留下惩罚的余地，另一方面留下怜悯的可能。

总之，如果有谁问我一出悲剧能否在激起怜悯和恐怖的基础之外构成，布苏[6]——现代最优秀的批评家，给我们作了笼统的解答：一切优秀的艺术，特别是诗歌艺术，是有天才的人们创造出来，使之完美的。

因此，后来从事这些艺术创作的人们必须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从他们的著作中寻找其基础，让新的法则破坏旧的权威是不公正的。

而拉宾特别提到，故事中没有别的**可以像恐怖和怜悯那样恰当地引起我们关怀的。

我们从关心得到乐趣，这是无疑的。

当我们的心灵为这个人物的恐怖、那个人物的希望所激动的时候，我们在悲剧中取得了乐趣，因为我们对他们的事迹产生了兴趣。

这里，我们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作出大致的回答：我们模仿莎士比亚和弗拉丘[7]的情节应该做到什么程度；即是说，只要他们是仿效了创造诗剧并使之完善的人们的优点之处，我们都应追随他们，除掉那些事物以外，不同的宗教，各国的风俗、语言的习惯使得那些事物在戏剧结构的上层建筑中——而不是在它的基础方面——起了变化。

莎士比亚和弗拉丘全部的戏剧情节包含着什么样的缺点，莱莫先生[8]在他的评论文章中已经指出了：我辈追随着他们也无法避免同样或更大的错误。

这在我们更是不可原谅，因为我们缺少他们那种文采来抵消我们的过失。

他们最好的情节设计、最与古代戏剧相近的、最能引起怜悯的要算《是国王又非国王》。

这出戏，要是抛开了白茜斯的闹剧不论，是较差的一类以事物顺利发展为结局的悲剧。

这出戏可能袭用了《伊狄浦斯王》的故事，把亚历山大大帝的放肆的性格给了阿培赛斯。

这出戏动人之处，我和许多别的人一样，认为并不能全部归功于行为的出色，因为在读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动人。

不错，情节方面的谬误得到了如此明确的证实，它们已无法被否认。

这出戏的优美之处因此必然在于对**的生动的描写，或者我们必须断言——我认为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即使在不完美的情节中也有对于自然的较小程度的模仿，这种模仿在我们心中引起某种隐约的怜悯和恐怖，正如差一点的引擎可以举起小一点的重量，即使它不是阿基米德所做的。

因为没有别的事物可以打动我们的天性，除了某些天然的原因刺激了我们的热情。

既然我们承认了后果，那么必然有它的原因。

莎士比亚和弗拉丘所创情节的不同之点似乎在于这一方面：莎土比亚一般地引起更多的恐怖感，弗拉丘则引起更多的同情感，因为前者有一种更为男性的、大胆而慓悍的天才，后者则是较为柔和、女性的。

在情节的机械美，即遵守时间、地点和行为的三一律方面，他们都有缺点，莎士比亚尤其如此。

本·琼生[9]在他的喜剧中改正了这些错误，但在他以前莎士比亚有一出戏是合乎常规的，那就是《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至于有关情节设计的其他事项，请你参看那位英国批评家的书。

他所制定的从错误和无知之罪得到提高的方法确实是最好的，虽然不是唯一的方法。

因为索福克利斯所写的全部悲剧中只有《伊狄浦斯王》一个是完全按照那个模型建造的。

谈过戏剧的基础——情节之后，其次我们需要运用判断力的是性格。

这里，诗人开始在地面上施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