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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鲁迅的生平思想发展与创作道路（第3页）

因此，即使没有幻灯片事件，他仍有可能弃医从文，但幻灯片事件显然是渐进过程中的突破。

当时课间课后有幻灯片放映，有一天他在幻灯片上看到了被绑着的同胞因给俄国人做侦探，正被日军砍头示众，而围着的则是来鉴赏示众的同胞。

日俄在中国土地上打仗本是国耻，同胞居然如此麻木。

他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场面给鲁迅的刺激是深刻的，后来他在小说《药》《阿Q正传》《示众》与散文诗《复仇》中都愤世嫉俗地表现了看客的麻木。

从此鲁迅走上了以文学启蒙国民的道路。

鲁迅对于仙台没有留恋，唯一不舍的是他的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

藤野小时候学过汉文，很尊重中国的先贤，对鲁迅格外照顾。

当藤野得知他要离开仙台的消息后很是惋惜，并签名送给鲁迅一张自己的照片。

学医的短暂经历对鲁迅的文学创作不无裨益。

当你读到散文诗《复仇》开始的文句“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

当你看到鲁迅经常以国民痼疾的医生自居的时候，你会感到，学医的经历对他的文学事业还是有积极影响的。

1906年春夏之际，鲁迅从仙台回到东京，准备发起改造国民性的文艺运动。

这时鲁迅被母亲召回绍兴与朱安女士成亲。

鲁迅解嘲说这是“母亲娶媳妇”

，只待了4天就踏上回东京的路。

不过这次回国最大的收获是周作人也被派赴日本留学，二人同船东渡。

从此开始了兄弟同吃同住，一起切磋文艺的岁月。

周作人成为著名文学家，很大程度上是长兄训导的结果。

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东渡东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在宣传反清革命的同时与康梁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的论战。

章太炎前期思想中那种反权威张扬个性绝对自由以及对尼采、拜伦的推崇，对鲁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时他不但在行为上，而且在思想上都告别了改良派而走向了革命派。

1907年春他移居中越馆，并与光复会骨干来往密切，陶成章为躲避日本警察的搜捕把光复会的会章、票据等机密文件拿到中越馆委托鲁迅保管。

也许他被指示回国暗杀清廷官员而会党以他担心母亲而不用他就在这时。

7月后从国内传来徐锡麟、秋瑾被杀的消息，鲁迅的悲痛可想而知。

鲁迅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家的不同在于他更注重思想层面而不是实际行动。

他在思考，面对麻木的国民，革命之后怎么办。

在思想层面是越复杂越好，而实际层面则是越简单越好，太复杂了反而丧失了行动的勇气。

因此，鲁迅作为革命家的缺点，恰恰是他作为思想家的优点。

1907年夏，鲁迅酝酿了一年的文艺运动终于要破茧了。

他和二弟联合了许寿裳等试图创办《新生》文艺杂志。

当鲁迅准备好稿件，连封面插图都设计好了的时候，却因为抽逃了资本，剩下一文不名的二弟和许寿裳。

《新生》流产了。

鲁迅为《新生》预备的《摩罗诗力说》，不久便发表在河南籍留学生创办的《河南》杂志上。

此外从1907年12月到1908年12月，鲁迅在《河南》杂志上还发表了《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与《破恶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