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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鲁迅的生平思想发展与创作道路（第4页）

他在《新生》上想说的话在《河南》杂志上说出来了。

《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与《破恶声论》转向了个性解放的价值层面，出现了反对物质文明、批判“破迷信”

等与科学救国不谐和的声音。

《文化偏至论》对改良派的思想批判，明显与洋务派和维新派的思想划出一个界限。

这些文章的值得重视，在于它们几乎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新文化运动是以个性精神为核心的伦理道德革命，而在十年前的《文化偏至论》就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

。

“任个人”

就是倡导个性解放，而个性从传统的合群中走出来而不随波逐流，不为世俗所移而孤独地主持着自己，就必须具有强大的意志力，所以鲁迅又张扬主观的灵明，推崇“强大之意力”

。

为此他在哲学上介绍了克尔凯戈尔、斯蒂纳、叔本华、尼采与易卜生等“多力善斗之士”

。

《摩罗诗力说》则以拜伦等恶魔派诗人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

，否定了宁静平和的“中国之诗”

。

鲁迅有感于恶魔性的否定与批判精神使西方迅猛发展，而善性的肯定精神使中国发展缓慢，所以他高举“恶魔派文学”

的大旗，以颠覆中国传统文学的平和善性，目的是为了使中国动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为此鲁迅详细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支奇、裴多菲等恶魔派诗人，认为其诗歌的恶魔精神“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

。

文中已蕴含了阿Q的影像，并确立了鲁迅的启蒙范式：精神界之战士应是上抗天帝下启民众的恶魔，对奴隶群众的姿态应该是像拜伦对希腊陋劣之民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

在《摩罗诗力说》最为推崇的拜伦与《文化偏至论》最为推崇的尼采之间具有深层的精神联系，正如尼采在自传《瞧！

这个人》中说的，人们一定会把他与拜伦的《曼弗雷特》密切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文化偏至论》是文化论文，那么《摩罗诗力说》则是文学论文，这种文化与文学的双重变奏，与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一并发生几乎也是一致的。

只不过《文化偏至论》比起陈独秀的伦理革命更具有现代性，《摩罗诗力说》则标志着中国古典文论的终结与现代文论的开端，其精神实质与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以文学与人类其他领域的比较、中西诗歌的比较以及拜伦对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国恶魔诗人的影响研究，使其还是中国第一篇真正的比较文学论文。

然而在章太炎的影响下，这种现代性又是以古奥的文言文的拟古形式出现的。

鲁迅没有成为陈独秀那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也许正如尼采说的是来得太早了。

如果不是鲁迅后来获得那么大的成就而将这些文章收在《坟》里面，也许就完全被人忘却了。

1908年春，鲁迅又移居许寿裳包租的夏目漱石曾经住过的“伍舍”

，并与许寿裳、钱玄同、周作人等成为章太炎的及门弟子，在《民报》社的房间里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

自从师从章太炎之后，鲁迅的文章是越做越古奥，这点在《破恶声论》中就能看出来，肯定迷信，歌颂中国的家族制度与天人合一，似乎很符合章太炎的“用国粹激动种性”

，但是文章又将“尽义务”

视为一种“恶声”

，推崇“不和众嚣，独具我见”

“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

的绝对之主我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