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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惠能生平考证（第9页）

（五加六应为十一年，当在开元十一年）。

又于“开元十一年”

下接“有潭州瑝禅师曾事忍大师……”

曹溪原本以瑝禅师为河北智瑝，其时智瑝早已去世。

可以注意到，其中一些关键性的时间差误皆是两年，这并非偶然。

第一种时间错误应当说是最根本的，以后之误皆因之而生。

智药三藏关于宝林寺的一百七十年预言，依《略序》梁天监三年（504）至唐咸亨四年（673），则完全相合，依《别传》则差两年，可见《略序》应在《别传》之前，此预言至迟始出于《略序》。

若云此预言始出于《别传》，则应完全相符，不可能出此差失。

因此可知《略序》可能真是法海所作。

值得注意的是，《别传》作者以假为真，似乎不知实是一百六十八年，并非“正当智药三藏一百七十年悬记之时也”

。

《别传》言“梁天监壬午元年”

，可见作者必知天监五年为丙戌，自丙戌后一百七十年为乙亥（唐上元二年，公元675年），而作者误将咸亨四年（673）癸酉认作乙亥，以应悬记之时，如此将以后诸年的干支皆移后两年，造成了诸多错误。

《别传》中言六祖“先天二年壬子岁灭度”

，先天二年（713）应为癸丑，此处又误书为壬子，大概壬子岁太极、延和（五月）、先天（八月）诸多年号把作者搞糊涂了，误将先天元年的壬子书为先天二年的干支，但此处显然是笔误，事实上作者对六祖灭度之年的干支还是知道的。

此处将先天二年的干支前提一年，而非后推两年，显然并非沿袭前误，这表明作者对于先天元年（712）和二年的干支还是清楚的，没有将之后推。

六祖灭度之年自然非常重要，其时去之不久，作者肯定得知其干支，如此先天二年癸丑不动，仪凤元年（676）后推两年，三十八年（丙子至癸丑）就变成了三十六年（戊寅至癸丑）。

此误亦可如此解释，曹溪原本等谓六祖说法利生三十七载，由于《别传》误认为六祖壬子岁灭度，等于提前一年，就变成了三十六载。

依此先天二年至建中二年（781）本为癸丑至辛酉，得六十九年，由于建中二年后移两年变为癸亥，因而先天二年至建中二年就变成了七十一年。

贞元十九年（803）应为癸未，二十一年应为乙酉。

《别传》收入《越州录》，应为贞元二十一年乙酉最澄于越州抄录，最澄自然应当知道当年干支为乙酉（尚不知为贞元二十一年），由于整个时间序列后移两年，乙酉不动，等于相对前提两年，变成了贞元十九年的干支，于是贞元二十一年乙酉便误为贞元十九年乙酉。

祖芳记中“贞元十九，当日本延历二十年乙酉也”

之误当是沿袭最澄之误书，可能由于他从《别传》之题记或旁注，或是有关最澄的记载中看到了“贞十九乙酉”

等字。

又《台州录》末有“大唐贞元贰拾壹年岁次乙酉贰月朔辛丑拾玖日乙未”

之题记，由此题记，可知二月十九日最澄已知此年为贞元二十一年，写毕此本时最澄尚不知其年为贞元二十一年，过了六日已知，但未及将前误改正。

然而还有一些时间错误不易解释。

如云“其年众请上足弟子行淊守所传衣，经卌五年”

，知先天二年（713）癸丑至乾元二年（759）己亥应为四十七年，若依例将乾元二年后推为辛丑，则差距更大，应为四十九年。

或者作者听人说行淊守衣四十五年，未曾推算，或是误记。

也可能作者知道乾元二年的干支，又误将先天二年的干支后推了两年，如此四十七年便变成四十五年，但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文中不见乾元二年干支，六祖灭度年干支又不会随意改动，他例可证。

这一问题或可如此解释，从曹溪原本卷末可知，六祖先天二年（713）十一月十三日迁神龛并所传衣钵回曹溪，次年即开元二年（714）七月二十五日出龛，方辩以香泥上之，真身入塔之时，有白光冲天、三日始散之祥，故韶州奏闻，奉敕立碑，传法袈裟、中宗所赐磨纳宝钵、方辩塑师之真像及道具等，由主塔侍者令韬保存，因此众请令韬守护真身及法衣不是始于六祖初灭之年，而是在开元二年（714）之后，并且很有可能是在开元三年（715）众人守制期满散归诸方之时，这样至乾元二年（759）正好为四十五年，因而此说非误。

《别传》后题“贞十九二月十三日毕”

，“毕”

应解释为抄毕，但细究全篇，未必都是“抄录”

的，事实上解释为“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