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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讨论与建议（第2页）

[19]基于弱势补偿的公平原则，近阶段国家的学前教育政策、投入和各类资源应当优先倾斜农村，缩小城乡差距。

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应当以公共投入为主，以公办园为主。

[20]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我国可以考虑优先从农村开始，实施学前三年免费教育，甚至发展学前一年义务教育（5～6岁儿童），[21]确保农村儿童能够接受有质量的学前教育。

（五）我国民办幼儿园质量偏低，小学附设园质量极其低下

随着学前教育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民办园比例已经超过其他各类公办园的总和成为我国学前教育服务事实上的供给主体。

小学附设园在东部地区比例已经逐步降低，但在中、西部地区仍然占据一定的比重。

本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教育部门办园、其他公办园的各项质量指标均达到了合格甚至良好水平；但民办园无论是总体质量还是各方面的质量（除家长与教师外），均未达到合格水平；小学附设园（学前班）质量最低，各项质量指标均远低于合格水平，游戏活动质量甚至处于不适宜水平（几乎没有任何自由游戏的材料与时间）。

由此可见，民办园尤其是小学附设园质量低下，是我国学前教育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

关于办园体制研究的国际经验表明，学前教育发展较好、质量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是以公立学前教育机构主体的；在办园体制中，以公立学前教育为主体对于确保学前教育的基本公平和质量、营造健康有序的学前教育发展环境至关重要。

[22]目前，我国公办园尤其是教育部门办园比例总体偏低，部分省区民办园比例过高（有些省份民办园高达90%以上），不利于学前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学前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

研究者建议，我国应在政策上明确：各地均应逐步建立和实施以公办园为主体（公办园在园儿童覆盖面至少达到60%）、民办园为补充的办园体制；公办园应保障低中收入群体基本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需求，民办园应致力于满足中高收入群体选择性、个性化的学前教育需求。

民办园比例过高的省区近阶段应大力发展公办园，改善办园性质的比例结构。

同时，通过推行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园分类管理政策，加强申办审批、年检和动态监管，加强激励与引导，促进民办园规范发展、提高质量。

小学附设园（学前班）是我国农村欠发达地区在正规化学前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一种学前教育形式，在特定地区的特定历史时期，对于解决学前儿童入园问题、帮助儿童做好一定程度的入学准备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这种学前教育形式先天不足，师资的非专业化成为小学附设园或学前班质量的最大制约因素，课程安排和教育教学方式的小学化、违背学龄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问题较为普遍。

在本研究的调查过程中发现，由于没有独立建制，没有独立的用人权、经费支配权，所收取的保教费未必能够归幼儿园使用，因而小学附设园或学前班往往设施条件极其简陋，教师往往是小学师资队伍中的富余教师或者聘任的社会人员，年龄偏大、低学历、非学前教育专业、没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现象普遍。

因而，不难理解，为何小学附设园成为质量最低的办园类型。

基于此，研究者建议，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快推进小学附设园（学前班）的独立建制，降低小学附设园（班）在幼儿园总体结构中的比例；对于暂时没有条件独立建制的小学附设园（学前班），应加快师资队伍的专业化改造，加强小学转岗教师的学前教育培训，在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之前不得作为专任教师；聘任教师必须具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最好具有学前教育专业背景）。

（六）低等级幼儿园质量过低，无法提供有质量的学前教育

本调查研究表明，不同等级幼儿园质量差距显著，各地最低等级的幼儿园质量太低，无法为幼儿提供有质量的学前教育。

在428个样本班级中，低等级园的班级比例接近60%；无论是总体质量，还是各个方面的质量，这些班级的教育质量平均水平均未达到合格水平，其中游戏活动质量处于“不适宜”

水平。

国内外研究表明，托幼机构的教育质量对在园儿童的发展具有“门槛效应”

；在门槛值以下的低质量教育对于儿童的身心发展不但没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反而可能伤害儿童的身心发展（尤其是认知）；同时，研究还表明，学前教育的这种“门槛效应”

在处境不利儿童群体上的作用更加明显：高质量学前教育对处境不利儿童的补偿性作用更大；低质量学前教育对处境不利儿童的伤害也更大。

[23][24]基于此，研究者建议由国家研制并推行幼儿园教育基本质量标准；引导各地提升办园准入标准或最低等级幼儿园的质量标准，从而把我国幼儿园教育的基本质量提升到有利于儿童发展的“门槛值”

以上；通过加强质量评估与动态监管，守住“底线”

，确保各类弱势儿童能够接受有质量的学前教育。

（七）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建议

本研究在我国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上，积累了一些研究经验，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希望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和方向性建议。

第一，在研究设计上，本研究是横断研究，但不同地区样本数据采集的时间不在同一时间点，可能对研究结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国际上已有研究表明，托幼机构教育质量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在没有大的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在很长一段时期保持稳定性；并且本研究不涉及对具体的托幼机构在不同时间点上的纵向比较，因此，这一点应该不会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

研究者建议，未来的研究在纵向设计的框架下，建立更好的数据采集系统，获取大样本、不同时间点的班级质量和儿童发展动态变化数据，以支持质量与儿童发展的动态变化机制的分析。

第二，在样本框架上，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本研究在我国中部地区的取样数量不足；由于各地的学前教育发展差别很大，在取样的全国统一性与地方适应性上一直存在矛盾，课题组尽可能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

最终的幼儿园和班级样本尽管未必与全国或各区域的幼儿园总体结构具有严格意义上的一致性，但研究者认为，本研究的取样足够丰富，充分考虑了我国学前教育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包含了各个等级、各类办园性质的幼儿园、各个年龄的班级；因此，在样本的代表性上是足够的。

第三，在评价工具上：（1）由于数据采集时间跨度大，采用了《量表》的不同版本，数据进行了转换整合，对分析结果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因为不同版本的《量表》绝大部分的评价项目和指标保持稳定，有清晰的转换法则，因此，不会影响结论的可靠性。

（2）《量表》的评价内容极其丰富（7个子量表、53个项目、160个子项目、1127个精细指标），能够反映托幼机构班级教育环境、教育互动过程非常丰富的细节信息，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数据采集时间长（至少6.5小时的班级观察与访谈），评分员每天的劳动强度很大（进行独立评分、合议评分、三份评价数据的录入，一般要到当晚深夜或凌晨才能全部完成）。

因此，建议未来基于数据分析，编制《量表》的精简版本，以评价研究为目标的研究仅采用精简版即可，适当降低评分员的劳动强度。

（3）研究者发现，与评分员客观观察获取的数据质量相比，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方法所获取的数据质量不高，影响后续分析的深度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