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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绩效分析（第1页）

第三节绩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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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狱人

民国时期政府重视对在监人犯的道德教育，期望通过在监狱的教育及教诲，使在监人犯在出狱后，不再触犯法律，改善北平的治安，降低再犯率。

在监人犯完成监狱的服刑后，并不代表恢复自由，他们必须再次接受审核，监狱会将出狱人发回到北平市公安局，由公安局对监犯再次审核。

通常情况下北平市公安局会将其送往教养所几个月，在教养所期满后再次发回到北平市公安局，斟酌情况，予以释放。

有时人犯在感化院表现良好，还可以申请提前开释。

例如，窃犯张吉祥在感化所已经四月有余，在织布科学习工艺，称他原在天津从事商业，之后因生意失败来平投奔朋友不遇，因环境相逼误入歧途，“今已觉悟前非痛自忏悔”

，感化所鉴于他“对于工厂事务莫不协同调理，不遗余力，于公务前途得有裨益之处甚多，屡次恳请提前释放”

，殊堪悯恤，请求公安局将他提前开释，以资鼓励。

[108]

出狱人在出狱后会置于公安局便衣的监视之下，由便衣警察继续实施监控，除非认为出狱人不再对社会产生危害，监视者才会撤走。

当然，碍于公安局的警力有限，并非所有的出狱人都会受到监视，公安局判断是否监视的标准并不是很清晰，可能与监犯的罪行有关。

民国政府极其重视感化，对教诲和教育的作用期望很大，尤其是教诲，教诲被认为是对在监人犯进行改造最有效的手段。

在具体的实践中，教诲已经形成了对在监人犯从入监到出监全方位的辐射。

教诲师被当成监犯道德的重塑者，在监人犯的赏罚、假释都须征求教诲师的意见。

教诲制度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并未取得期望的改造犯人的结果，整个民国时期，犯罪率始终居高不下。

报纸上贩毒、杀人、掠人勒赎等暴力犯罪层出不穷。

仅1935年10月公安局办案高达1607起，其中白面鸦片540起，窃盗280起，斗殴杀伤120起，诈欺恐吓42起，赌博40起，奸拐30起，抢劫案8起，贩运军火8起，盗墓5起。

[109]在北平的犯罪案件中，有相当人数的犯罪者属于再犯。

表5.131934年河北第一监狱犯罪度数表

犯人再犯率是衡量监狱改造功能的重要指标，从监狱对再犯的统计数据中看，再犯率是相当低的，这是因为犯人在再次被捕后，对其之前的犯罪行为会有意识地隐匿，由于法院在判刑时，对再犯的犯人与初犯的犯人在量刑上会有所区别，再犯者的刑期会长一些，所以有的犯罪者会采取改名换姓的方式，来逃避对之前所犯罪名的调查。

另外，并不是所有的受害者都会报警，报警后被警方捕获的犯罪者也小于实际的犯罪人数，这使得我们不能从监狱的统计中得到再犯者的实际数目。

很明显的是，监狱的教诲和教育并没有起到政府所预想的遏制再犯的作用，出狱人再次触犯法律之多是不能回避的事实。

也许大赦后监狱人数的变化可以说明再犯的普遍。

北平每逢大赦后，监狱人犯骤减，然而一个月之后，监狱又恢复了往日的拥挤状态。

各大报纸曾多次对再犯现象进行报道，1930年5月19日就刊登有一则“徒刑期满出狱勾结人贩卖妻”

的社会新闻。

28岁的北平人唐东楼在起顺汽车行充当司机，因开车不慎碰伤行人，被法院判处徒刑三月。

刑期期满后，唐东楼并未立即回家，5月17日将寄居在表姐林王氏家的妻子高氏带走，谎称出外找事，将高氏带至车站，在车站与二人贩交头接耳商量以400元身价将其妻高氏价卖。

[110]

不仅如此，监狱还给犯人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河北兴隆县人张家义，专以偷窃钱物为业。

1928年10月间因偷窃现洋25元，被兴隆县署判处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在县监狱执行。

张家义在监狱内同一些窃贼，每天所讲的、所谈的以及所研究的，都是偷窃的方法和心得，不仅贼心未改，反而窃术日见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