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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第1页）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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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变迁的浪潮中，近代的北平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首都地位的失去，因而1928年的北平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适应它的新身份。

幸运的是，新上台的北平市政府并没有中断自晚清就开始的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然而在北平的城市面貌改变的同时，犯罪问题成为与北平发展不协调的重要问题，逐渐引起了北平市政府的重视。

犯罪是社会的产物，犯罪随社会的变迁在犯罪的种类、表现和范围等方面发生变化，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去解释人为什么会犯罪是一个永远不显落伍的话题。

尽管社会学家对犯罪的原因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分析，但是要分析特定历史时期犯罪的原因，显然无法脱离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而1928—1937年的北平犯罪问题自然也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

犯罪不仅仅反映了非正常的和病态的行为，它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视角，不仅展现了北平社会生活变迁的风貌，还有助于我们对国家权力的控制程度进行考察。

虽然社会学家都承认犯罪的统计数据与实际的犯罪数字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统计数字仍然被认为是衡量犯罪状况的重要的指标之一。

通过对统计数字的分析和大量的案例考证，南京国民政府统计下的北平犯罪问题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

1928—1937年，从犯罪的数量和类型上看，虽然北平犯人的数量较民国初年有了增长，但与北平的人口增长相比，增长的幅度并不大，女犯数量甚至相对有所减少。

这一时期不论男犯还是女犯都囊括了所有的犯罪类型，尤其女性犯罪还涉及了以往没有涉及的犯罪类型，如暴力犯罪。

人犯数量的有限增长，显示了北平市政府在社会管理职能上的努力，而这种努力也得到了北平市居民的认同。

犯罪类型是检视犯罪的一种必要手段，将犯罪依照犯罪的行为进行分类的做法，虽然是常见的分类方法，但却可以从类型学的角度对犯罪现象进行分类，对北平的犯罪问题进行考察。

依此，北平的犯罪依照类型分为财产犯罪、人身犯罪、破坏家庭罪和毒品犯罪四类。

财产罪一直是犯罪人数最多的犯罪类型，从案例上看，经济目的是犯罪的主要动因，但具体到男性犯罪与女性犯罪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男性犯罪以财产罪为主，女性犯罪以性欲罪为主。

人身犯罪、破坏家庭罪、毒品犯罪虽然犯罪的行为与财产罪存在差异，但是大量案例显示，经济是造成犯罪的主要原因。

与第一章的结论矛盾的是，虽然犯罪者人数增长不大，但是暴力犯罪充斥，从入室行窃到绑架勒赎，犯罪者骇人听闻的暴力行径不绝于耳。

团伙作案现象增多，尤以盗墓和绑票勒赎为甚，这些犯罪团体行事猖獗，对北平市的治安机关提出挑战。

从犯罪者个体的考虑，北平犯罪的实施者，绝大多数为下层民众，财产犯罪的发生与犯罪者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

1928—1937年北平社会的贫困化倾向日益严重，北平在迁都后失去了政治力量的扶植，与政治运转相关的各行业在短时期内走向衰颓，社会经济萧瑟，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新生的北平市政府，在北平城市转型的过程中，无力解决北平众多人口的就业问题。

下层民众生计艰难，因无法生活而自杀者比比皆是，财产犯罪的频发实际上是下层群体对当时社会环境的回应。

北平作为华北地区的首要城市，又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来平，这就使得北平陷入一个怪圈，一方面是城市过剩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大量外来人员的涌入。

这加剧了北平的社会危机，并带来大量的由于流动人口过多而衍生的各类社会问题。

民生问题是北平犯罪案件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