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兰安生模式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间的转换1（第1页）

“兰安生模式”

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间的转换[1]

banner"

>

杨念群

一、从警察空间到医疗空间：生死控制过程如何深化

许多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城市空间自晚清以来发生了重要变化[2][3]。

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警察系统对社区空间的监控有所加强，一般学者认为，武装的官僚式警察的出现是与18世纪以来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相呼应的，工业化浪潮所造成的城市化结果，使欧洲城市的警察开始日益与传统社区经常处于对峙状态，对于警察而言，公共场所总是具有令人厌恶的特性，警察系统对流行文化的改造，逐步取代了社区组织的自治功能，从而影响了自19世纪以来社区文化的转变。

与欧洲的城市化过程相比较，有学者证明，中国城市警察力量无论是否经过工业化的洗礼，均是植根于人口集中的社会结果，大量密集的人口产生了城市日益增加的亚文化群，他们之间的潜在冲突导致了空间秩序按区域安排进行重组；当这种重组秩序占据了城市空间后，一系列的亚文化群和行动模式就会在空间中被分割开来，尽管空间秩序最初是自发形成的，警察功能的介入却是政府积极运作的结果。

[4]

尽管如此，在作为晚清新政改革内容之一的新式警察创建过程中，社区传统组织的功能仍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以北京城为例，北京在“新政”

前一直是个崇尚社会自我控制的城市，这种控制通过会馆、贸易行会、水会及家庭来规范个人，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警察只是当罪犯威胁公共安全时才出面维持秩序。

[5]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警察对社区空间的渗透与分割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一些城市逐步引进了西方的卫生实验区，却使得城市生活的结构和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早在19世纪90年代，上海的外国租界就已意识到了公共卫生与政府作用的关系，开始依靠政府的力量加强所在地区的水源及食品供应等项目的检测。

上海现代医疗区域形成的最早契机是，传教士发现每当霍乱袭来，在租界内的外国人（包括驻扎港口的军队）往往与中国人一样难以抵挡，死亡率很高。

所以他们逐渐开始建立起一套卫生勘察系统，如詹姆斯·亨德森（JamesHenderson）在1863年出版的《上海卫生》一书中，就曾寻求建构一个完整的地方气候学网络，以便维护健康。

上海不仅成为验证欧洲“医疗气候学”

理论的一个实验场，而且在租界人口中广泛推行了疾病类型学（nosology）中卫生隔离区的概念。

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是，在1910年以后的东北防疫期间，哈尔滨自发现第一个瘟疫病人后，在两个星期之内哈尔滨卫生行政机构就确立了一个观察和隔离的区域，把全城划分为八个卫生区（sanitarydistricts），在区域内迅速任命卫生官员，提供被传染商品的破坏补偿，准备用中文演讲的小册子，并从俄国邀请医疗救助。

[6]这反映出西方医疗体系对中国传统社区制度的渗透，已进入了所谓“制度化世界的殖民化”

（institutionalworldisization）时期。

20世纪20年代，北京在协和医院的帮助下建立了第一个卫生示范区，示范区的建立不仅改变了中国城市基层人民的生活习惯和日常节奏，也促使其空间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本文的研究就准备集中于卫生示范区的建立对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观念和行为的实际影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