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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京的街道政治 抗拒与变迁（第1页）

五、北京的“街道政治”

：抗拒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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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示范区的建立不但改变了传统社区内的生活节奏，也使得以生死控制为职业的“吉祥姥姥”

和“阴阳生”

的形象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在传统社区中，接生婆是能够为新生儿带来吉祥的受欢迎人物，阴阳生也是保证死者入土为安的关键角色，可是在现代卫生观念的衡量下，接生婆被定位为肮脏丑陋的不洁形象，阴阳生则是迷信的象征，均被列入了取缔之列。

“产婆”

“阴阳生”

的形象日益频繁地进入了卫生局、社会局的档案卷宗之中，他们成为各种法律与卫生行政文牍交叉包围和监控取缔的对象。

翻开这些案卷，扑面而来的均是监视、训诫和取缔的权力与辩解、乞求及无声的反抗，这显然是现代化的进步逻辑反复塑造的结果。

溯其源头，这些权力表述和多重的声音均在现代医疗体系与密如蛛网的街道和胡同的互动过程中喷涌出来，构成一幅抗拒与变迁交错演进的“街道政治”

图景。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翻阅当时的档案记录，就会发现在现代卫生观念的支配领域之外，尚有不同的评价声音存在。

[38][39][40]下面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1936年，第二卫生区事务所助产士朱崇秀报称，有产婆李吴氏、李国英婆媳2人于2月28日为一位叫李孟氏的太太接生，未按规定携带接生筐，并私自阻拦产妇住院，又劝其服用成药，引起腹内阵痛和出血，婴儿即行死亡。

而李吴氏婆媳的供称却与朱崇秀并不吻合，李吴氏称：“产妇所购之药品，是否服用，亦不知悉，本推辞不允接生，因产妇恳求，决不放其走去，未带接生筐系有时因路非遥，产妇家有时尚未至分娩时刻，先为探视，预临产再取接生筐，非敢在接生时不用接生筐”

。

这段由李吴氏婆媳自己发出的辩护声音似乎处处与朱崇秀的指控相反，一度使保婴事务所在决定处罚尺度上有举棋不定之感，但却仍做出了扣留执照的决定。

不过李吴氏所陈之情的真确性却由李孟氏主动具呈担保的言辞中得到了佐证。

[41]

李孟氏的具呈中说：“窃氏兹因怀孕，于2月28日自觉腹痛，似有分娩情形，乃急派人赴保婴事务所请求助产。

未几即有朱张两先生到舍察看，据云恐有危险，须立赴医院生产等语，伏思氏素性顽固，未谙新知识，故当时自己坚决主张宁可冒险，不愿赴院。

朱张两先生因氏之不可理喻，移时即行辞去，氏筹思至再，终觉仍以老法为宜，因本胡同李吴氏助产有年，颇多经验，因立刻在请为助，又虑敝处所不认，该李吴氏未必肯来，乃认门俗例，请其速来，不久该李吴氏居然来舍，当时见氏情形，亦云胎气有损，深恐婴孩已死腹中，同时朱张两先生实在无法，只得辞去，并嘱李吴氏在此守候，惟李吴氏再三推却不允，经氏家中人等再三恳留，请其回家，携来助产筐子等，并将其儿媳李国英带来相助，再延至本日下午四时，居然生产，婴儿早已无气，氏则安全无恙，足见李吴氏经验手段具佳，氏一家甚为感激，但李吴氏助产执照，不知保婴事务所据何理由竞将其执照扣留不发，伏念李吴氏助产出于氏等自愿，婴儿之死乃早死于腹中，亦并非该氏之误用手术，且该氏一家性命俱赖此生活，该事务所扣留其执照，无异断绝其生路。”

[42]

这是个相信旧法的老北京人的实例，李孟氏主动具呈为自己的接生婆开脱责任，说明产婆用传统手法接生与婴儿死亡并无干系，不应负其责任，呈文虽措辞谨慎，尽力用“素性顽固，未谙新知识”

等自谦之辞构成叙述基调，但从呈文中所表现出的产妇在助产士劝说下宁死不肯住院及产婆整个接生过程难以找出令人信服的纰漏等若干细节中，反映出助产士与产妇及产婆冲突的激烈程度。

在这则案例中，现代卫生管理人员在旧法接生程序中找不到可予以指控的实际证据，产婆因一时未带接生筐等行为而遭二所督察员呈报，甚至保婴事务所再派出监督员查清二所报告中描述产婆行为的扭曲不实之处时仍予以取缔的决定，均反映出老北京社区空间已被现代医疗的生活网络所严密控制，社区中的北京市民对日常生活的认知逻辑也在被强行予以塑造着。

李孟氏的呈文中特别强调自己的自主选择在生育过程中的作用，比如，强调李吴氏助产有年，颇多经验，又突出用认门俗例方才请来产婆等措辞，并且强调这是自己顽固守旧的结果，这实际上表现出产妇对传统接生方式的自觉认同和不得不对现代医学制度曲意逢迎的复杂的双重心理。

一方面，李孟氏对住于同一胡同产婆的公共形象的认同感是基于长期的社区理念孕育而成的，传统的公共社区观念是以亲情关系与温馨氛围作为存在支点的，卫生示范区的建立通过监控网络与时空的改变冲刷与破坏着这一支点存在的合理性。

但是在社区生活节奏中，生育作为特殊的仪式，并不仅仅是现代医疗技术实现的单一结果，产妇也不仅仅是医疗程序随意处理的对象，生育过程始终需要整个社区中文化习俗系统所产生出的精神力量与仪式氛围的支持与呵护。

按照社区的经验，当一位产妇从一个她所熟悉的环境被强行转移到一个非常封闭的现代医疗空间中，由陌生人予以监控时，内心感到恐惧与不安其实并非有悖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