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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京的街道政治 抗拒与变迁（第2页）

据说，法国18世纪的妇女是如此惧怕外科医生，她们把产科医生描绘成屠夫和刽子手，妇女有时宁可死在生育过程中，也不愿落入医生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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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城区实现“社区叠合”

以前，如果北京人遭逢丧事，阴阳生在检视死者死因方面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这种权威身份甚至与其“出殃”

等主持人身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为只要阴阳生出具“殃榜”

，一般死者家属即可领取抬埋执照。

然而阴阳生出具“殃榜”

的权限基本限定于正常死亡的范围，如出现“变死”

情况（如自杀、他杀等情状），则必须由地方检查厅验尸后始可抬埋。

我们知道，从公众形象而论，阴阳生在传统社区中的核心作用是主持“出殃”

等宗教仪式，而开具“殃榜”

是这一仪式的结局表现，并兼具官方认可的法律意义。

如此双面的公共形象常使阴阳生出入于“鬼域”

与“俗世”

之间，既是民间丧仪中重构人际关系的纽带，又是官场核查“变死”

的耳目。

然而正是这一双面形象使得阴阳先生在民国时期的生存陷入了困境。

一方面，阴阳生作为传统社区中的重要人物，在检视死因时，一旦遇到“变死”

情况，其处理方式很难越出当地人情事故的圈子，徇隐之事难免间有发生；另一方面，自20世纪初北京建立起现代警察系统以来，对地方社区的控制与渗透日趋于严密，据说民国初年北京每1000个居民中有12个警察，而当时的欧洲主要城市每1000人中只有2～3个警察。

[44][45][46]在这种情况下，阴阳生的任何徇私行为都极易被警方侦知而遭讯问和取缔。

阴阳生容易卷入警事纠纷的另一类原因是，从传统医学角度断案有时会导致误诊，或不到现场勘验仅凭死者家属口述开殃，从而触犯取缔律令。

如民国二年（1913）2月，内左四区项福海之子染瘟疫死去，当时请阴阳生张恕堂呈报是因“食积”

而死，但警方并未看到原主治医生的报告。

调查结果是，医生陈同福曾有两日诊治项姓幼孩的瘟症，但不知孩子已经死去。

张恕堂填写“食积”

死亡是据项姓所称，未加详察。

这一案例中显然有死者家属为省去消毒及审核的烦琐程序而做出虚报的目的。

张恕堂有意或无意做了项氏的同谋。

又有多据中医诊断药方开殃，而未问死亡时刻前后详情的案例，如“刘树勋妻因病吞服烟灰”

一案。

阴阳生王宇州经友人鲍六代请为刘李氏批写殃书，在写殃书之前，曾查有医生杨纳庵药方，上书系患肝热之症，王宇州当时察看尸身面目，未发现异常疑点，随即开给殃书联单等允许死者发丧，经“净宅”

仪式后付费离去，后经内左三区警察署以“滥开联单”

之名扣销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