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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京的街道政治 抗拒与变迁（第5页）

如果阴阳生不亲临丧家现场，完整仪式的举行就无从谈起，杨阶平在自己家中所开殃榜已注明唐那氏入殓时“暂忌四相龙狗猪羊，一推十二月二十二日丑时出殃，煞高一丈六，东北方化黑气”

[53]，却无法亲自赴死者家中参与“禳解”

“净宅”

等仪式，实际上是自动放弃了传统阴阳生所具有的在传统社区空间中协调乃至重构人际关系的垄断权力。

无独有偶，同年五月，在位于同一地点的“七政堂”

，又发生了杨阶平之子杨品贤假冒其父之名擅开殃书的案件。

1928年5月24日，孙玉清喊告东直门内大街门牌202号住户何定海将其胞姐何孙氏踢伤胎孕，以致小产身死，请求相验。

经过警官讯问，何定海坚称妻子何孙氏确系小产身死，并无被脚踢之事，并称业经阴阳生杨阶平开立殃书为凭。

经地方检察厅检察官黄梅荣等检验，何孙氏身带磕碰伤痕，实因服鸦片烟毒致死，查阅阴阳生所开殃书上填患痨症，而阴阳生杨阶平已于1月21日病故，检察官当即派警员将杨阶平之子杨品贤传署，据杨品贤供认：“自其父杨阶平故后，未将执照缴销，现因生计所迫，遂冒用其父七政堂名号继续营业。

在开立何孙氏身死殃书时得铜元十二吊，当时因无经验，未能看出服毒身死情状，只据何定海亲族所说填写痨症”

。

这样看来，杨品贤不但不具备阴阳生的专门技术，而且是因贫而贪图丧家的钱财，故警方呈文称其：“既无阴阳生知识，竟敢冒用伊父杨阶平名义，擅自开立殃书”

。

文中用了“阴阳生知识”

一词，说明警方当时仍承认阴阳生有自身谋生的专门技能，只是从杨阶平在家开殃，到其子冒领诓财，都昭示了阴阳行当日趋没落的图景。

更为有趣的是，杨阶平有一个兄弟名叫杨如平，在齐外朝阳市场开设阴阳生堂号，用的也是“七政堂”

的名号，其胞侄杨品达（杨品贤的兄弟）因生计困难，借用杨如平的七政堂的匾额，以及冒用杨如平的名义为刘景康之妻刘彭氏开具殃书时，并未详细侦询，仅凭刘景康岳母彭高氏言其患肺痨病而死的一面之词即开出死者殃书，因此为警察访知查处。

杨如平在为胞侄辩护时的一纸陈词，颇能反映出阴阳生当时的尴尬处境。

文中表白说：“民思维再三，坦白无过，兹操斯业30余年，学术与经验不负斯职。

吾国文明落后，鬼神之说始终未泯，若认鬼神为乌有，破除迷信，吾国民奚又尽具避鬼敬神之心理。

民操斯业，疏不危政治，扰治安，坏风俗也。

盖吾国政治有革，心理未革，破除迷信，固属建设，然民一不宣传，且不广告以招来者，似此类事找民问津，非民随处行诈术拢财可比语。

夫社会之演进，优者胜劣者败，哲理也。

社会不需要之事业，自有天然淘汰，终归消灭，亦勿庸急积（积极）取缔也。”

[54]这是七政堂堂主最后的申诉之声。

杨如平虽自信自己的阴阳生技艺堪称称职，但其听任胞侄擅开殃书一事，已经显露出堂柱倾颓之势已不可挽回。

尽管他用优胜劣败的进化语调以攻为守地为阴阳事业辩护有加，并历数阴阳生对“政治”

“治安”

“风俗”

的演化均无窒碍，然而他显然没有预计到，“社区叠合”

之后的京城已经被医疗卫生的现代之网层层编织了起来。

如果说现代警察体系在北京的拓展尚给阴阳生们留下了极其微小但却可自我辩护的缝隙的话，那么，区域叠合后重构出的社区空间则真正成了阴阳生职业的坟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