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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京的街道政治 抗拒与变迁（第4页）

[50]。

关于医生是否应负有鉴定死亡原因的义务，国医会讨论后认为，阴阳生凭多年职业经验和勘察技术已足以堪当此任，又有司法制度作保障，似无须医生插手，文中强调：“阴阳生之义务，在鉴定死者是否自然而死，亦因他故而死，阴阳生本其特别之技能，即可立时判断，负充分之责任，况有原治医士最后之处方互证其病因，是否病死，抑系毒死，就此而论。

又何须原治医士之鉴定”

。

国医会为阴阳生技术施以辩护，明显不是站在现代医学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传统社区既有规则的语境里发言，这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在民国初年医士的地位明显低于医生的地位，亦一度被归入取缔之列。

而阴阳生在验视死者的技术上与传统中医的经验性疗法多有契合之处，两者亦属北京传统社区内并行的百业之一，故颇有惺惺相惜的感觉。

例如，在答复卫生处关于死亡统计手续的问询时，国医会就坚持把死亡统计的权力直接交给阴阳生办理，“遇有死亡时，即饬该阴阳生翔实填报，不得少涉疏忽，一面呈报区署，换领抬埋执照，一面送卫生处第二科备查，似属不触不背，尤为无扰无烦，且事实可行，简而易举”

[51]。

这实际无异于是对生命统计调查员之合法性的直接挑战。

在答辩的最后一款中，国医会对于卫生部制订的死因分类表的27种死亡原因明显表现出异议，认为这是按西医标准所确定，而非中医观念所能认可，内称：“医师医士应按照前卫生部暂行死亡分类表27种死因鉴定死亡，查中西医所谓死因，向未一致，且中医死因非27种所能概括。”

所以只能适用于医师而不能适用于医士。

国医会的抗辩显然使自己与现代西方医学划清了界限，同时也招致了北平市卫生机关的进一步取缔行动。

1933年11月17日，内政部将生死统计暂行规则又加以修正，修正之处为死亡证书“仅能由医师鉴定，而医士不与焉”

。

虽然最后由于西医的抵拒，此条款并未展开实施，但却在卫生行政意义上正式剥夺了中医鉴定死亡原因的权利。

卫生行政的督察力量在“社区叠合”

之后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已渗透到城区街道的各类细胞组织之中，与原有的法律警事机构分享分割甚至替代着其空间控制的权力。

1935年，阴阳生被彻底取缔之后，死亡原因鉴定的责任正式落到了生命统计调查员的身上。

统计调查员不但可以会同区署查验不涉刑事嫌疑之尸体，负责发给抬埋执照，即使遇有变死或死情可疑者，亦可由统计调查员报告区署核夺，区署得到报告后即派员会同统计调查员前往检查。

因此，生命统计调查员不但完全取代了阴阳生的职责，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分割了警事督察的权力。

民国初年，生活于法律与医疗行政夹缝地带的阴阳生在不断出现的抑制取缔声中逐渐走向了没落。

在阴阳生彻底被取消的前夕，时人评论云：“现时业阴阳生者多为衰老之流，旧有者死亡相继，新呈请开业者早已一律不准，故人数日渐减少，不禁自绝。”

[52]阴阳生生存空间的日益狭小，使其作为垄断传统丧仪过程中的知识与技术的社区控制与协调者身份逐渐凋零退化，仅仅成为聊以谋生的末流职业。

在有关阴阳生的档案中，有一卷“七政堂”

阴阳生家族的集体口供记录。

“七政堂”

是内城左四区东直门内大街47号的阴阳生挂牌堂号，堂主是杨荣清（号阶平），1928年1月，北弓匠营九号住户唐那氏被炉火烧伤，经医官诊治无效后身死，当地警署在查验殃书联单时，发现杨阶平所填写的死亡原因是唐那氏因患痰气病症病故，并无烧伤字样，经法庭询问，杨阶平供称说是因患病在家里，唐那氏之子唐长禄招请其开立殃书，因身体虚弱不能前往，就按唐长禄所称死者系患痰症在自己家中开立了一纸殃书并填发了联单。

如前所述，阴阳生所主持的仪式包括“出殃”

“禳解”

“净宅”

等复杂的程序，开具“殃书”

只是其中复杂仪式的一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