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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适派学人群与北平自由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第2页）

我们不仅对外界是独立的，即是同寅彼此间也互不干扰。

我们讨论时都了解彼此不同之点，有时大家的观点也会自然趋于一致。

有时，外边作者会发现《独立评论》是真正独立而尊重别人意见的。

《独立评论》实在是一个公开的园地，每个人都可以用它发表自己的意见。”

[9]

胡适的日记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独立评论》社员聚、散、离、合的“文化地图”

。

“聚”

指的是社员最初的聚集和周期性的聚会，意味着《独立评论》的开端和延续，知识分子的“聚”

经常以聚餐会的形式表现。

1932年1月28日，胡适草拟了一个办周报的计划，送给聚餐会的朋友们看。

蒋廷黻也草拟了一个大政方针，分三项：一内政，二外交，三人生观。

胡适在日记中认为蒋的办刊方针不高明。

[10]1934年5月4日，五四运动15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胡适约请了《独立评论》社员晚上在他家聚餐。

丁在君、蒋廷黻、吴景超、任叔永夫妇、竹垚生、周梅荪、涛鸣、何醉帘（廉）等《独立评论》经常的聚会成员都参加了。

当时刚刚从日本回国的客人汤尔和也参加了这个聚会，并在餐桌上用一种非常乐观的语气描述了其在日本的见闻，认为中国的外交局势可能不会变得太坏。

[11]1934年6月15日，《独立评论》社员再度聚餐，蒋廷黻在聚餐会上大谈国际形势，引发与会者浓厚的兴致。

[12]自然，这种社员式的交往并不局限于固定的模式，有时也会以更私人化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并发生一定的延伸。

例如，1934年1月19日，丁文江就来到胡适家中吃午饭，谈到一点多钟，主要话题是谈教学的心得体会，尤其是谈起用功的学生，更是眉飞色舞。

胡适在当天日记中认为他是一个最好的教授，对学生最热心，对课程最费工夫。

[13]另外，如翁文灏出车祸后，胡适等人就充分地调动其社会资源，为翁提供最好最及时的救助和治疗。

1934年2月17日，胡适早起看报，得知翁文灏前一天在京杭汽车路上，在武康附近，被汽车撞伤，头部受伤甚重，流血甚多，恐有生命危险。

他读了几乎堕泪，认为此种人才，世间稀有，岂但是一国之宝而已。

午间去探访丁文江，丁在协和医院病榻上，对着胡适也居然无言，双泪齐堕，胡适就更感悲伤。

[14]

“散”

指的是《独立评论》社员在时势变迁中的风云流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部分《独立评论》社员面对国事浇漓而不忍筑象牙塔于浩**时代洪流，而终于被匡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所鼓召，纷纷然入阁。

这自然与胡适所谓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兴趣”

，自觉处于庙堂之外的“江湖”

做政府的诤友大相径庭。

对于朋友的这些“选择”

，胡适自然免不了有一点感伤和惋惜。

1934年3月2日晚上，《独立评论》聚餐，参与的人数非常零落，只有蒋廷黻、吴景超、周炳琳、吴宪、任叔永夫妇与胡适，共七人，与此前每次聚会的济济一堂构成鲜明的对比。

[15]1935年12月12日，吴景超到胡适家告别，他收到翁文灏的信，要他去做他的助手，翁文灏当时也已答应做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

当时《独立评论》社的另一重要成员蒋廷黻也已南下南京，不是担任外交次长，就是行政院政务处长。

《独立评论》社员有三人入政府，对于维持这份政论杂志的生命力自然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

[16]到了1935年12月15日，《独立评论》另一成员周炳琳回到北平，胡适去看他，其时他已就实业部次长之职。

《独立评论》社员共有四人相继加入政府成为幕僚了[17]。

胡适面对这一境况，并不是消极等待，他想方设法挖掘新人，培养信任，试图组建新的《独立评论》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