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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适派学人群与北平自由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第3页）

1935年5月17日，《独立评论》三周年纪念号出版。

晚上有聚餐会，陈之迈与张奚若在座。

陈之迈当时才二十八岁，在胡适印象中文笔思想都不坏，是今日学政治的人之中的一个天才。

胡适特别注意他，想把他拉进《独立评论》社来，将来让他和吴景超、蒋廷黻三人在一块，可以组成一个《独立评论》编辑部。

[18]

“离”

指的是《独立评论》社员在政治上的分歧。

《独立评论》社员的交往网络具有相当的稳固性，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社会问题等的看法会全然一致。

30年代在胡适、张熙若与蒋廷黻、丁文江等《独立评论》知识群体中爆发的“民主与独裁”

大论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尽管政见不同，但并不影响他们的私谊，而且他们强调的是“求同存异”

，并不为了虚假的和谐而掩饰内部的分歧，相反在媒介上的言论空间和生活空间中可以为了对于政治的不同看法争得面红耳赤，之后仍旧是朋友。

这也是这个知识群体保留了古代士大夫遗风而性情毕露的表现。

1933年6月13日，胡适午前到中央研究院，见着李仲揆、傅斯年。

在此之前傅斯年因为胡适关于保全华北的政论，非常生气，写了一封信给胡适，说他要脱离《独立评论》社。

但同时他希望主张的不同不至于影响到私交。

此次胡适与傅斯年长谈之后澄清了他的误会。

他认为凡处于公心的主张，朋友应相容忍，相谅解，并建议认为《独立评论》立言太过温和的朋友们多写一些不温和的政论，而不能因为对杂志言论立场不满就当甩手先生。

[19]因此，在胡适看来，《独立评论》绝对不是宣传某家某派政治观点的阵地，而是公共的进行辩论和说理的园地。

这种论辩性的公共交往并没有削弱这个知识群体的友谊，反而强化其交往。

1934年1月8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85号发表一篇文章论述武力统一中国之不可能，其直接论辩对手就是此前《独立评论》上主张武力统一的蒋廷黻、吴景超。

胡适在日记中认为这两个朋友的论调的效果将会是“教猱升木”

[20]。

围绕这一事件，胡适在给朋友的书信中也多有涉及。

1934年12月20日，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写道：“在君忽然作驳我的独裁不可能论，我写信（二千多字的长信）答他，你见着否？我说：‘将来你们这班教猱升木的学者们终有一天要回想到我的话。

那时我也许早已被‘少壮干部’干掉了，可是国家也必定弄得不可收拾了，你们那时自己忏悔误国之罪，已无及了！

’胡适之不肯公然谈中医，也是这个意思。

廷黻论专制的文发表时，此间省市两党部中人皆大欢喜！

我听了真栗然以忧。

‘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这是你们山东亚圣的味儿了！

汪蒋的‘感’电，我充分利用来作了三篇文字，正是要‘顺水推船’，导人入于水泊。

我正想‘趁火打劫’，岂料丁大哥出此下策，为一班妄人增加气焰不少！”

[21]1936年1月26日，胡适在给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的信中写道：“今早经农送来一篇记在君在湘情形的文字，中有衡山纪游的诗四首，其一首题为《麻姑桥晚眺》：红黄树草争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

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此诗似是在君自寓其出处之怀抱，我读之因想起宋人杨万里的一首诗：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终夜明（鸣）。

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作得许多声！

我想吴达诠别号‘前溪’，大概是用此诗之意。

我对于你们几个朋友（包括寄梅先生与季高兄等），绝对相信你们‘出山要比在山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