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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适派学人群与北平自由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第11页）

当天晚上他把计划书拿给任鸿隽、翁文灏、傅斯年阅读并请他们提意见与建议，然后又作了修改。

[58]1931年9月14日，蒋梦麟与周炳琳皆要胡适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以各种理由推脱了。

[59]1934年2月21日，蒋梦麟劝胡适回任北大文学院院长。

胡适仍然不肯。

他认为自己若不决心走开，此职终不能得人来做。

[60]但到了1934年5月2日，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胡适在这一天到北大文学院复任院长。

国文系的学生代表四人来拜访，胡适告诉他们，如果必要的话，他愿意兼做国文系主任，并指出他改革国文系的原则是：“降低课程，提高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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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在考察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时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学院政治的形式：“1931年胡适在北大文学院开学演说时声言：‘北大前此只有虚名，以后全看我们能否做到一点实际。

以前之“大”

，只是矮人国里出头，以后须十分努力。

’不过积重难返，历史系因朱希祖去职，傅斯年代管系务，尚能引进新人，尽管钱穆、蒙文通等并不为主流派所欣赏。

而国文系在胡适接替兼职的蒋梦麟出长北大文学院着手改革时，连裁并课程也遭到马幼渔的抵制。

直到1934年，胡适才征得蒋梦麟的支持，解聘林损等人。

傅斯年得知‘国文系事根本解决’。

至慰。

拍手称快之余，认为‘此等败类，竟容许其在北大如此久’，是由于马幼渔曲意袒护，指马为‘此辈之最可恶者互’，‘罪魁马幼渔也。

数年来国文系之不进步，及为北大进步之障碍者，又马幼渔也。

林妄人耳，其言诚不足深论，马乃以新旧为号，颠倒是非，若不一齐扫除，后来必为患害。

’请求蒋梦麟当机立断，不留祸根。

并称：‘马恶贯满盈久矣，乘此除之，斯年敢保其无事。

如有事，斯年自任与之恶斗之工作。

’措辞如此激烈，固有胡适一派的夙怨作祟，亦可见前此浙人把持之甚。

而胡、蒋合力，在籍系声势已衰之际尚只能动林损而不敢碰马幼渔，则鼎盛之日的八面威风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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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学院空间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知识群体，而这些知识群体对传统文化、西学源流、大学模式、政治价值等各种问题都有着分歧很大的观点，与此同时，因为出身不同的地域、社会阶层、教育背景，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习性也有着相当大的鸿沟，更复杂的是在这样一个学院空间里还夹杂着非常之多的“社会因素”

，比如对中基会的文化权力的争夺等。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还能有一个“兼收并蓄”

的大气象与大格局，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的“新旧之争”

更多的转化为“地域之争”

，空间生产开始成为吞没时间性（传统与现代的分歧）的重要机制，不同的空间产生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的共处方式更多的呈现出某种斗争性品质，当然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