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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适派学人群与北平自由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第10页）

这是他课余消遣的主要活动。

清华园离西山不远。

周末或假日他们有时结伴去游卧佛、秀峰、碧云等寺。

颐和园也是他们一干文友同僚游踪所到之地[50]。

因此，居住空间的接近自然有助于学者的交流，使得基于学校、院系等制度性空间的正式交往能够转化为一种“日常生活的交往形式”

，这种交往形式表现为闲聊、博弈、打桥牌、听戏、喝茶、出游、逛旧书店等多样化的方式，习性与情趣成为学院知识分子在著述之余交往的因缘。

自然，学院知识分子的交往并不都是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有时候甚至会表现为一种“粗暴方式”

，地缘与学缘也经常牵缠在一起，构造出更密切的交往结构。

汤一介曾经这样描述作为同乡、对门的熊十力、废名的故事：“在1949年前中国有两个怪人，一个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熊十力，一个是莫须有先生的化身废名（冯文炳）。

大概在1948年夏日，他们两位都住在原沙滩北大校办松公府的后院，门对门。

熊十力写《新唯识论》批评了佛教，而废名信仰佛教，两人常常因此辩论。

他们的每次辩论都是声音越辩越高，前院的人员都可以听到，有时甚至动手动脚。

这日两人均穿单衣裤，又大辩起来，声音也是越来越大，可忽然万籁俱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前院人感到奇怪，忙去后院看。

一看，原来熊冯二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都发不出声音了。

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51]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校园文学非常繁荣，其主要媒介就是《清华周刊》与《清华校刊》等学生刊物，教师也成为这些刊物的重要作者，从而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校园知识群体网络。

据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研究：“1932年2月，校刊报道《清华周刊》文艺职员名单，其中吴祖襄任文艺栏主任，钱锺书任英文副刊主任，编辑中有郝御风、孙毓棠、王香毓、霍世休、徐雄飞、林庚等文学爱好者。

其阵容是很强大的。

同年四月《清华周刊》推出。

‘文艺专号’，在其上撰文者有平伯（俞平伯）、西谛（郑振铎）、吴祖襄、郝御风、林庚、李文瀛、吴大琨、申府（张申府）、叶公超、长之（李长植）等。

5月18日，清华中国文学会开执行委员会，到会者赖天缦、吴祖襄、马玉铭、李嘉言，请假者郑振铎、赵赓飏、萧涤非。

同年8月，闻一多返校任教，清华文学社开会欢迎这位老社员。

……至此，清华中文系教师有朱自清（兼系主任）、俞平伯、陈寅恪（与历史系合聘）、杨树达、刘文典、闻一多（以上教授）；黄节（讲师，后改为导师）；王力、浦江清、刘盼遂（以上专任讲师）；许维遹（教员）；安文倬、余冠英（以上助教）等，由此可想见清华文坛当时所呈现的繁荣景象。”

[52]

知识分子学院网络的建构模式，不仅呈现出一种缘于相似的志趣、习性、学缘、地缘等而形成的“同气相求”

的状态，而且也可能因为乖离和悖逆的趣味、价值等因素而显现出“离心离德”

的分化形态，学院网络分化的同时意味着具有共同利益的网络的进一步强化。

这种群体分化与强化表面的理由是“学术分歧”

，其背后的原因其实也涉及学术资源与文化权力的争夺，进而通过知识分子的聚散离合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学院政治的风貌。

以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一事为例，可以看到这种学院政治展现的知识分子网络的场域与惯习[53]。

事实上，胡适一直关注着北大的发展，也为之创造了很多机会与资源。

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关于北大人事调整的事情。

1931年1月30日，胡适已从上海到北平，蒋梦麟同一天之内为了北大的人事纠纷两次拜访胡适。

胡适在日记中对蒋作了褒贬，认为其决定采用院长负责制是一大进步，但他对蒋梦麟用温和态度敷衍王烈、何基鸿、马裕藻三人甚为不满。

当天晚上胡适就找到傅斯年深谈，请他劝蒋梦麟努力振作。

同时他又写信劝丁西林、徐志摩回北大，以巩固其在北大的“新势力”

[57]。

1931年3月12日，胡适制作出《北大与中基会合作计划》，将对北京大学的规划进一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