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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公报与北平知识群体的媒介网络02（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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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文艺奖金评审委员会的名单上，除了巴金、靳以、叶圣陶之外，其他的评审委员都是京派文人、学者的重要成员，朱光潜是“读诗会”

的主持，林徽因是“太太的客厅”

的主人，沈从文、杨振声是来今雨轩、丰泽园等公共空间的“灵魂”

，李健吾是京派最重要的评论家，朱自清一度是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凌叔华也是与京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京派文人的很多作品发表在她主编的《武汉文艺》上。

即使巴金等三位左翼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前中期与京派文人也存在相当的共识，也有亲密的人事上的往来。

因此，可以说，《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权力基本上把持在京派文人手中，是京派文人的文学趣味的集中表达，也是其文化权力网络的展示。

王荣在《〈大公报〉文艺奖金及其他》一文持另一种观点：“‘大公报文艺奖金’设立及评选，无论就立意上还是就秩序上说，都应属于一项民间性的并面向新文学全体的文化学术活动，既不受当时的政府当局或党派意识形态的左右，也未对评选作品的内容及形式、发表刊物等有任何具体的限定，而使其与当时某种文学流派有些许思想方面的实际关系。

所以似乎不能简单地断言，当年大公报馆举办的这项评奖活动，或者说‘大公报文艺奖金’就等于或是所谓的‘京派文学奖’。”

[129]事实上，无论是评委会成员的来源，还是最后的获奖者名单，以及《大公报》举办这个评选活动依托的资源，都可以发现《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全国性的活动，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人的实力的展示，是他们知识权力在印刷媒介上的延伸。

1937年5月15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本报文艺奖金发表》，这篇文章集中而鲜明地阐述了《大公报》的文艺观，这种文艺观正是其能够与京派文人长期合作的观念基础，文章指出：“一言以蔽之，在政治上殆有轻视个人自由忽略思想问题之趋向。

此固环境使然，但并非健全之现象也。

近年国家所期诸一般青年者，为努力科学与国防训练，此皆当然必然之需要，无可置论；然同时应勿忘！

凡民族的斗士，必须为具有独立思想刚健人格之个人。

此乃注入式的教育所不能得者，必有以丰其感情，濬其智慧，解其苦闷，增其勇敢，使之对自己能解决人生之归趋，对人类能发动济度之宏愿，然后中国得集中其全国青年之热血热泪，以上自救救人之途，是则文学的修养尚矣。

夫回顾中国民族近代之苦痛的过程，当认识文学力量之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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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独立思想刚健人格”

的强调与沈从文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所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妙，质言之，是把文学艺术当作一种独立于政治、商业之外的载体，通过它可以培养个性健全、崇尚自由气息、能够独立思考问题的个体，无论在京派文人，或者《大公报》人看来，这种“新人”

才是铸造一个新的社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

紧接着，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大公报》对文学艺术界重视的缘由：“社会既不尊重文士，即出版界之于文学，亦每以商品目之。

加以政府国务多端，无暇留意及此，一般作家，在生活上及政治上，皆感受恐慌，则望其思想感情之不偏激也难矣。

吾侪报人，不事文学，于新文艺尤为门外汉。

然能认识文学与国民生活关系之重要，故以为有尊重奖励文学艺术之必需。

本报过去，曾有文学副刊，对于广义文学有所贡献，近岁更特设文艺副刊，承各方作家之爱护，得发表不少杰作。

去岁为表示服务社会之微忱计，创设文艺及科学两种奖金，区区金额，仅抛砖引玉，希望得到社会公众之关心。”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的出版。

1936年，为了配合《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以及检阅《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创作成绩，《大公报》约请林徽因编选了《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

1936年8月13日起，《大公报》连续在该报为该书的出版做宣传广告，这则广告也不经意间透露了《大公报》在扶持京派作家方面的功绩：“读者也许奇怪居然有那么些位南北文坛先辈看重这个日报刊物，连久不执笔的也在这里露了面；其实，这正是老实的收获。

同时读者还会带着不少惊讶，发现若干位正为人注目的‘后起之秀’，原来他们初露锋芒是在这个刊物上，这也不希奇；一个老实刊物原应是一座桥梁，一个新作品的驮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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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这个选集上的作者名字大部分是我们所耳熟能详的京派文人，如沈从文、杨振声、林徽因、李健吾、凌叔华、蹇先艾、萧乾等。

刘淑玲在其博士论文《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指出：“这个选集是京派作家群在小说创作上的重要收获。

它们也以大致相同的文化取向体现出京派文学的一个共同主题：繁华在都会，而人性在乡村；物质在城市，而精神在乡村。

他们塑造了‘交织着原始的野性强力和人情味’，堪称远离现代社会的理想国的乡土世界，因而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与相衔，在他们的笔下构筑出了说不尽的现代中国的文化景观。”

[132]而对于这些小说的技巧，林徽因在《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给予了相当的肯定：“无疑的，在结构上，在描写上，在叙事与对话的分配上，多数作者已有很成熟自然地运用。

生涩幼稚和冗长散漫的作品，在新文艺早期中毫无愧色地散见于各种印刷物中，现在已完全敛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