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公报与北平知识群体的媒介网络02第3页_民国北京研究精粹小说免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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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公报与北平知识群体的媒介网络02（第3页）

通篇的连贯，文字的经济，着重点的安排，颜色图画的鲜明，已成为极寻常的标准。”

[133]因此，林徽因对于京派小说的认肯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赋予她所涉身其中的京派文人以一种“文学史”

地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京派、媒介与学院三者良好的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复杂的人事网络得以建构和分层，而建构和分层的原则既与文化价值与审美趣味密切相关，同时也离不开文化权力与媒介资源的密切配合，所以，《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与《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的出版充分彰显了当时京派文人的文化权力。

对于科举制度停废和专制政体崩溃后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成为一种角色暧昧的社会力量，从与普遍王权紧密结合的政治角度而言，知识分子与政治建制确实在日益疏离，武人取代文人成为左右政权的决定性力量。

在春秋时代，代表社会中坚力量的君子是文武兼备的；到了战国以后，开始出现游侠之士（流于粗暴无状）和游说之士（流于文弱无耻）的分化；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文人式的知识分子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性力量。

[134]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在传统社会一直遭到压抑的“游侠”

习性和力量得以重新展现，并构成对文人集团的弹压，从这个角度，我们只能说游说之士边缘化了。

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见，在1895年到1905年这个张灏所谓的转型时代，一种以学校、社团、媒介等传统中国所无的社会空间为标志的新力量在崛起，它们为从庙堂分散到江湖的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凝聚了这个文人式知识分子的能量。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当然是一个光辉璀璨的爆发。

但如果从知识分子重建社会重心[135]、积聚学术力量、构造相对自由独立的政论力量，与媒介、大学形成制度性的紧密关联这个角度来观察，20世纪30年代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北平时期无疑是一个比五四更加典型的时间和空间阶段，它以现代知识分子的方式展现了类似于传统士大夫的面相，并逐渐在形成可能对政治构成重要导向作用的学统力量。

相对于同时期上海知识界的山头林立和党派化论争，我们从上述胡适派学人、周作人文人群体、林徽因、朱光潜等知识分子群体的特性、关怀、交往与努力尤其可以窥察到：一种弥漫于北平知识分子中间的浩然之气在缓慢然而有力地生长着，无论是学院文人，还是把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学者，都充分地展现了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优雅、率真、忧患、深刻或才华横溢等多种面相，甚至可以说是1905年科举制度崩溃后最兼具现代意识和传统情怀的知识分子，假以时日，不可谓其不能成为引导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趋向民主、法治、自由的核心力量，然而造化弄人，天命难测，历史终究是“万山不许一溪奔”

，建筑在摇摇欲坠的十字街头的象牙塔里的精英，毕竟要面对内忧外患的沉痛现实，而“七七事变”

的烽火狼烟更是滚滚而至，最终这个现代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几乎烟消云散，**然无存了。

这个时期的北平知识分子能够在国内政治分裂的缝隙苦心经营故都里的“世外桃源”

，却未能逃脱外来的侵略力量的侵蚀，大部分知识分子终究只能仓皇出逃，疲于奔命，精致而优雅的象牙塔终究功亏一篑，瓦解于日寇铁蹄之前。

[1]本文选自许纪霖等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第六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9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此一时期作为比较的海派文化的分析，可参阅[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转引自蔡英文：《公共领域与民主共识的可能性》，见《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论丛第6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5][美]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173页，丁子霖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6]胡适：《丁文江的传记》，14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7]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114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