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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方分裂之后 为他人作战场（第4页）

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

人文主义乃得与实验主义分庭而抗礼。

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近年乃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

[9]

过去我们多将《学衡》派视为“文化保守主义”

，其实该派主将吴宓就自认他本人不是在传接中国文化的传统，而是“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

。

[10]《学衡》杂志的出现确有象征性的转折意义。

新文化运动初起时，新旧的对立基本是以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区分，各种新老“新派”

大体还在一条线上。

欧战后杜威来华讲学时，留英美学生尚为一大致的整体，杜威在南京的讲学正由刘伯明等为之翻译。

到1922年《学衡》出，表面上似仍以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区分，实际上已成西与西斗，争的是西学正统。

胡氏的“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

一语最能表述以中国为西方思想战场的实质。

后五四时期所谓“折衷派的东方文化学者”

中最著名的梁启超和梁漱溟都很能体现这一特色。

伍启元已注意到梁启超虽然由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转变为“赞扬东方旧有的文化”

，却“并不反对新文化”

。

[11]这是个常为人忽视的重要区分，梁并不向新文化人挑战，是新文化人不允许“折衷”

。

实际上，梁启超（以及梁漱溟）与陈独秀一样认为西方文化最大的贡献是科学与民主，不过因为科学可能被误用，故需要创立一个新局面。

他为中国人提出的步骤是：“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国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

[12]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的真相要靠西洋方法才能认识，在“方法”

备受推崇的时代，此语的意味极为深长。

同样，通常认为比梁启超更“东方”

的梁漱溟也认为，中国人对于人生，“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梁氏主张以周公孔子的真精神来治中国，但他对经济的重视却提示着另外的方向。

他曾说“谁对于中国经济问题拿不出办法来，谁不必谈中国政治问题”

。

这虽然还接近孔子的“富而后教”

的观念，恐怕已不是纯粹的儒家思想。

到他说“村治”

不是改良而是一种秩序上的“革命”

，要“从旧秩序——君主专制政治、个人本位的经济，根本改造成一全新秩序——民主政治、社会本位的经济”

时，可以说绝对非孔子、周公的固有精神，完全是西来的新知。

[13]

所以伍启元总结说：五四后十余年间，“中国总逃不出‘模仿’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