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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方分裂之后 为他人作战场（第5页）

例如张君劢不过想做中国的柏格森，胡适不过想做中国的杜威，陈独秀不过想做中国的马克斯，郭沫若不过想做中国的恩格尔，甚至最近梁漱溟提倡中国文化的文章，也不过是‘模仿’罗素的理论吧！”

[14]伍本人是希望中国赶快脱离模仿而进入创造的，他大约是在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下才说出这样的话，虽不免失之过苛，仍多少提示了民初中国思想界一方面随西方而动，同时又以西方观念为武器相互竞争这一时代特征。

这当然只是那时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倾向，王造时在大约同时就有不同的观察，他发现“以前张君劢先生说了几句关于人生观的话，便有丁文江先生等一大群人去打玄学鬼；今年由考试院长戴季陶先生等所发起的时轮金刚法会在北京举行，在丁文江胡适之先生等脚下大演法宝，闹得轰轰烈烈，文化城中倒没有人去喇嘛庙里打鬼。”

在他的眼里，“新文化运动的影子没有了。

又是一朝江山，又是一朝君臣，又是一个时代。”

[15]对王来说，时代已大变，政治的剧变不必言，就是思想界的社会组成也已发生根本的转变，而中国的问题却依旧，仍然需要“复兴新文化运动”

。

后五四时代的中国情形究竟如何，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今天仍值得我们反思。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

[1]杨铨：《中国近三十年之社会改造思想》，载《东方杂志》21卷17期（1924年9月10日），55页。

[2]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338页。

[3]参见本书《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

[4]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见《科学与人生观》，41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5]本段与下段，参见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14～119页。

[6]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339页。

[7]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93、42页。

按罗素实触到许多中国读书人思而不言的敏感问题，因一种态度而使人对其哲学本身忽视，大可深思，颇值探讨。

[8]杨铨：《中国近三十年之社会改造思想》，载《东方杂志》21卷17期，55页。

章士钊在五四时期早已由新变旧，所以他的农村立国说基本未受到后来学界的重视。

[9]胡先骕：《朴学之精神》，载《国风》，8卷1期（1936年1月），14页。

[10]《吴宓诗及其诗话·空轩诗话·二十一》，250～251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即使这样的吴宓，在东南大学还算不够尊西的。

他注意到，该校得一从美国学教育获硕士而仅“并及历史”

的徐则陵归，即任命为历史系主任，取外间视为旧学象征的柳诒徵而代之。

同样，一般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

的梅光迪也并未将柳氏放在眼里。

可知以“守旧”

著称的东南大学，其实际的尊西倾向实并不弱于他校。

参见《吴宓自编年谱》，228～229页，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5。

[11]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36页。

[1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影印版。

[1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1卷，528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冯著〈从合作主义以创造中国新经济制度〉题序》、《中国问题之解决》，见《梁漱溟全集》，第5卷，122、220页。

[14]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79页。

[15]王造时：《复兴新文化运动》，载《主张与批评》，第3期，转引自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