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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抗议与建设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两面（第4页）

“骑虎之势，无法苟全”

一语，最足表达太炎因外患而不得不支持他本反对的中央政府的无奈心态。

结果他与唐绍仪联名致电段祺瑞，责其对外交案“不肯上紧办理，而反迁延时日，借为延长祚运之符”

；故“人以外交案为忧，执事转以外交案为幸”

。

他们督促段氏在外交谈判上“严持国体，努力进行，务达目的，以图晚盖”

。

[18]同样，对于收回租界等权益，太炎也并不因为是联俄的孙中山在提倡，就不赞同。

在太炎看来，此次中外交涉之所以无进展，“盖由学子受赤化煽诱，不知专意对付英国，而好为无限制之论。

如所云‘打倒帝国主义’、‘国民革命’者，皆足使外人协以谋我，而且令临时政府格外冷心。

此案恐遂无结果，徒伤无事之人，而赤化家乃得阴受金钱，真可恼亦可丑也。”

[19]梁启超那时也说：“这回上海事件，纯是共产党预定计划，顽固骄傲的英侨和英官吏凑上去助他成功。

真可恨。

君劢、百里辈不说话，就是为此。

但我不能不说，他们也以为然（但嫌我说得太多了）。

现在交涉是完全失败了，外交当局太饭桶，气人得很。

将来总是因此起内部变化。”

[20]

当时人所说的“共产党”

，含义并不精确，常常是包括（或根本就是指）左派国民党人及苏俄在华的影响。

像张君劢和蒋百里这样的人，在民族矛盾与其本派势力及观念发生冲突时显然更重视其利益与观念；而梁启超作为一国之士，却不能不站在“中国”

的立场上说话。

梁在此时已能看出民族矛盾将引起中国内部政争的变化，确有眼力。

章、梁两人都感到一种说不出口的“气人”

和“可恼”

之处，就是明知五卅引起的群众运动中有其不欣赏的国民党的努力，且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在此运动中得分；但作为“国士”

，在中外矛盾之前，只有义不容辞地站在祖国一边说话。

这虽等于实际上间接支持国民党或共产党，也不能不为；而正因为如此，就更觉“气人”

和“可恼”

。

而两人的气恼也提示出，在政治运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已成当时中国政治活动的一个倾向。

杨荫杭在1922年已注意到，各派军阀攻击对方，往往以“卖国”

出之。

军阀通电中所用的语言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其真实思想，是一个需要考究的问题。

但“近人滥用‘卖国’字，凡异己者，即以此头衔加之”

的现象，[21]至少说明军阀了解到这样做可对异己方面造成损害。

可知政治性运用民族主义，已渐从无意识进到意识层面，成为通行的手法，并非苏俄引入中国的新事物。

1925年末，正与冯玉祥争夺的军阀李景林通电讨冯，说冯“助长赤化风潮，扰乱邦人；若不及时剿除，势将危及国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