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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抗议与建设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两面（第5页）

李本人则“荷戈卫国……持此人道主义，以期殄灭世界之公敌，而挽我五千年来纪纲名教之坠落”

。

时服务于逊清朝廷的郑孝胥立刻注意到，“此极好题目，惜吴佩孚不解出此”

。

[22]郑氏确为解人，不久各军阀的通电中便多以“反赤”

为其军事行动正名。

1926年11月，服务于孙传芳的著名学者丁文江对好友胡适说：“你知道我不是迷信反赤的人，就是孙[传芳]也不是迷信反赤的人。

无奈过激派与极端反动派倒可以联合，温和派的人则反是孤立。”

[23]我们如果看看当时的文电，不“迷信反赤”

的孙传芳，其反赤论调实丝毫不低于其他反赤的军阀。

那么，其他军阀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反赤”

，而在多大程度上是利用“反赤”

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呢？当年政治活动这一复杂性显然增添了后人解读时人“话语”

的困难程度，也促使研究者在使用和处理材料上不得不更加谨慎。

但军阀争相使用“反赤”

术语于其文电之中，说明这样的术语在当时确有一定影响力（至少使用者认为如此），这样一种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工具的取向颇能提示民族主义在当时中国政治中的作用。

其实，“反赤”

和“赤化”

大约各对相当数量的社群有程度不同的吸引力和伤害力。

新文化运动时期世界主义的风行正是联俄的国民党号召进行“世界革命”

的思想语境。

南方的活动开始并未引起全国太多的注意，但1924年底孙中山的北上，恰与国民党内反对“容共”

的一部分元老离粤北上京、沪活动大致同时，本系偶然的两事重合，却无意中促进了北方及全国性舆论对国民党联俄的重视。

再加上孙中山北上途中一再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标志，进一步引起国人对中外问题的注意。

孙氏此举多少受了俄国顾问的影响，却因此引起国人对国民党联合外国一事的关注，这大约是苏俄顾问始料不及的。

全国性的关注对开府一隅的国民党有利，盖可增加其全国性，更使许多趋新边缘知识青年因此而南下投入国民党。

但对苏俄则有所不利，因其本身首先也是个外国，当时一般人并不很能区分“反帝”

与“排外”

的差异，强调反帝也很容易使人产生排外的观念。

且苏俄那时在中国的作为，一方面宣称主动放弃所有帝俄时代的中俄不平等条约，同时又在实际谈判中尽可能多地保留帝俄在华获得的权益，也并非全不考虑其私利。

[24]

过去的研究多注意国民党一方的反帝行为，其实北洋各级政府及其支持者同样在进行类似的努力，既有为国家争权益的一面，也不排除以“御外”

为其内争正名。

但御外型的民族主义在实际政治中的作用又是有限度的，联俄的南方将“反赤”

的北方打得落花流水，即是一个明证。

北伐后期出现中日武装冲突的济南事件时，北方呼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应南北息争而一致对外（虽不排除此时居于弱势的北方想利用这一契机以言和，然北方在南军与日军冲突时主动后撤而未利用此形势乘机打击南军，确是事实）；而南方则一面对日妥协，一面“绕道北伐”

，实即不打日本军而打中国人。

从今日美国所讲究的“政治正确”

观点看，这一次是当然北方“正确”

而南方“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