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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抗议与建设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两面（第6页）

，但这并未妨碍南方“绕道北伐”

的实际成功。

[25]

故国民革命的一个主要感召力，并不像以前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在其抵御外侮的反帝一面，而恰在其以统一全国的目标号召天下，并以军事胜利证明其具有统一的能力。

必从国家建构这一层面去考察国民革命在全国的吸引力，方能较全面地认识民族主义在北伐中的作用。

而即使在以国家统一为号召这方面，也只是在北伐后期对其成功起到较大的作用；国民党军队在前期的南方战场上，很大程度上反依靠的是一般认为与国家统一相对立的南北地方意识而以弱胜强。

[26]这样一种特殊而曲折的关系，是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所必须注意的。

[1]参见胡适1927年2月26日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见PekingLeader社刊在该社1927年出版的ForwardorBaa？一书，p.8.

[2]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1935年5月6日），见《胡适全集》（22），286页。

[3]参见罗志田：《新旧文明过渡之使命：胡适反传统思想的民族主义关怀》，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6期。

[4]但清季也已出现了“建国”

一类的言说，包括有些要想学美国的联邦制将中国打散再重建的激烈言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说常常并不从满汉之别的立场针对清廷，这方面的问题也只能另文讨论。

[5]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见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203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6]《申报》，1920年10月10日，收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103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以下引该书文字均刊《申报》，仅注明原文写作时日及页码，个别标点偶有更易）。

[7]平：《内乱与外患》，原载《市声周刊》4卷2期（1926年1月3日），收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300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

[8]《申报》1920年8月13日，见《老圃遗文辑》，89页。

[9]章太炎：《自编年谱》，民国二年五月，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以下简作《章太炎年谱》），上册，4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94～95页。

[11]《申报》1921年3月19日、5月29日，见《老圃遗文辑》，251、317页。

[12]《申报》1921年3月19日，见《老圃遗文辑》，251页。

[13]参见罗志田：《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载《历史研究》2004年2期。

[14]“孙中山1922年在广州对国民党同志训话”

，转引自孙科：《中苏关系》，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49。

[15]参见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载《历史研究》1996年2期。

[16]致李根源书，1925年7月11日，载《近代史资料》总36号（1978年1期），144页。

[17]章太炎致黄郛，1925年7月3日，见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232～233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并参见沈亦云（黄郛夫人）：《亦云回忆》，226～227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

[18]“章、唐通电”

，1925年7月5日，《章太炎年谱》，下册，811页。

[19]《章太炎年谱》，下册，778～779、794～795、808～811页，引文在810页。

[20]梁启超给孩子们书，1925年7月10日，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048页。

[21]《申报》1922年2月25日、2月26日、12月21日，《老圃遗文辑》，528～530、696页。

[22]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20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李电录在2075～2076页。

[23]丁文江致胡适，1926年11月28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10页。

[24]关于《中苏条约》和中苏谈判过程，参见何艳艳：《“国民外交”

背景下的中苏建交谈判（1923-1924）》，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4期。

[25]参见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载《历史研究》1996年2期。

[26]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载《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