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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第2页）

。

蒙先生写此序的时代“今典”

，当然是忧日本侵华之急。

如先生后来自述，彼时“国之亡危在旦夕。

痛国是之日非，悯沦亡之惨酷，遂乃发其激愤于戎狄”

。

[4]

但蒙先生反复强调德教、文教的竞争与存亡，或有比忧日本侵略更深远的考虑。

盖清季民初中国人留学日本，多希望转手学习西方。

时人对日本文化本身，似乎并不十分佩服，亦不怕与其竞争。

而日本之于中国，也确重实利之本而轻文教之争。

故日本侵略所引起的这些忧愤之情，恐怕有意无意中揭示了蒙先生少年受学之时士人特别强调中西文化竞争的大语境。

“武力不竞，而德教莫能自存”

，正是晚清以来中西文化竞争即“学战”

的写照。

士人所忧虑者，乃德教之保存，亦即所谓是否“亡天下”

的问题。

民国代清，这个民族文化竞争的问题并未获得解答，仍日日萦绕于学人心怀。

故日本入侵虽主要为掠地，而士子则自然联想到民族文化的存亡。

冯友兰后来指出：“一民族所有底事物，与别民族所有底同类事物，如有程度上底不同，则其程度低者应改进为程度高者，不如是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生存。

但这些事物，如只有花样上底不同，则各民族可以各守其旧，不如是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特色。”

[5]冯氏能兼顾民族的生存与特色，见识确高一般人一筹，大约也受抗战期间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语境影响。

不过，冯氏言语间仍露出时人共相，即保存特色实不如生存重要。

这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能生存，还谈什么特色。

周作人在1943年强调指出：“中国文学要有前途，首先要有中国人……我记起古时一句老话，士先器识而后文章，我觉得中国文人将来至少须得有器识，那么可以去给我们寻出光明的前途来。”

[6]1943年时能预见抗战胜利者尚不多，这段话只有与民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

时士人所说的“知吾国即亡，而收拾民族之责仍然不了”

[7]相对看，才可见其语重心长之所在。

中国读书人的超越意识一向甚强，所以在“亡国”

还较遥远之时，就常有“亡后之想”

。

[8]但在生存问题解决之后，“器识”

的表现，或许仍在能有相对超越的思考。

其实，西人稍早也曾有类似思考和追求。

1934年，在瑞士的苏黎世成立了“民族主义国际行动”

这一组织，简称“民族主义国际”

。

这是一个以谋求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国际学术研究机构，主要成员是欧洲大陆的知名国际法学家和国际经济学家。

当年12月，该组织在柏林召开了第一次大会，有二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