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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第3页）

他们认为，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最有效的和平宣传不是宣传“国际主义”

，而是宣传以国际理解与合作为根基的“新民族主义”

，即一种主张每一民族都应尊重他民族的爱国爱族主义（patriotism）。

并进而提倡一种科学取向的“有机的民族主义（ani）”

，主张国际秩序不应建立在国与国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民与民的基础上，就像自然界的有机体一样。

在不破坏既存国家的前提下，他们希望将威尔逊提倡的“民族自决”

落实到各民族的“文化自主（culturalautonomy）”

之上。

[9]

这一追求不久即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湮灭。

在战争形势下，有排外或暴力倾向的民族主义恐怕才最容易为人接受。

但随着战后世界范围和平的长期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又出现类似的理念。

乔诺维兹（MorrisJanowitz）认为：爱国主义可以引发出各种形式的信念和行为：它既可导致增强一个民族国家道义价值的表现，也可能造成一种狭隘心态的排外行为。

而考虑到世界范围内各国广泛的相互依存，“爱国主义的形式和内容都需要进行‘更新’，使之能既有利于民族目标，又能增进世界秩序”

。

[10]这样，20世纪晚期西方的新观念，似又趋近于从先秦起就一直萦绕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思考：怎样形成一种“以不齐为齐”

而兼顾国家与天下利益的世界新秩序？

孔子曾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的观念。

周幽王时郑国的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故“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

（《国语·郑语》）。

晏子也认为和与同是两个概念：厨师烹饪时就是以和的方法“齐之以味”

，也就是“济其不及，以泄其过”

，使异味相和。

音乐亦然，要“和五声”

，使“轻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

，故虽皆相反而能成音乐。

以君臣言，则“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

这样才能做到“政平而不干”

（《左传》昭公二十年）。

所谓可否相济，即寓不同于“和”

之中。

换言之，“和”

虽调节“异”

而允许存异，虽追求“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