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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才（第8页）

人们几乎可以断言：此一人如果没能发现，另一个人也会发现。

每个熟悉科学研究状况的人都知道，一切进步往往事先已要“悬浮于空中”

。

谁会哪怕只是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到柏拉图的某一作品？谁会预见到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谁会预见到纯粹理性批判？人们怎么可能想象，除了上述人物以外会有另外一些人提出他们著作中记述的主要命题？如果人们对一部哲学著作进行科学分析，将它分解为个别命题并考察其中哪些命题曾经有其他人提出过，那么，人们可能很容易发现，这位哲学家的每一个命题都曾被前人提出过。

然而，柏格森无疑是有道理的，他说，这种方法是曲解一个哲学家的本质和精神最可靠的方法。

毋宁说，只有考虑到个别命题所应表达的哲学家的基本直觉，这些命题才具有其完整内涵。

基于这同一理由，精密科学的学者们经常相互竞争，在研究一个课题时你追我赶。

天才不与任何人进行竞争，除非他在类比的意义上根据上帝自身进行竞争。

在这里，应简略思考一下哲学与科学的本质差别。

哲学是绝对认识。

正因为如此，它必须理解在思维形式及其——举例来说——运作和方法之特殊方式和单元上相对的认识，达到此一理解的途径是，使这些思维形式和方法本身成为无形式的直接认识之对象。

正因为如此，从哲学认识中可能发现崭新的思维形式，尤其崭新的方法，由此甚至也会发现全新的科学观念。

所以，在新科学滥觞之所在会发生某种科学精神与哲学精神相重合的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哲学家要么本身成为科学家，或者科学家成为哲学家。

不过，这两个领域之本质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其清晰分野。

譬如，笛卡儿揭示了一种全新的科学观念，他在将这一观念阐发为关于一切质皆可量化的命题之特定结果时，将其用于空间形态之差别，从而发现了解析几何学。

再如，莱布尼茨从最形式化的逻辑构想推演出位置几何学和微积分。

关于一些跨界人物，人们可能会问，应将他们归入科学家之列，还是哲学家之列（如牛顿、伽利略、笛卡儿）；同样，在天才与圣者之间、天才与英雄之间也有跨界人物，前者如苏格拉底，后者如奥古斯丁。

然而，其本质类型却始终是不同的。

难道我们不应得出结论说，即便哲学认识也必须具有纯精神价值所固有的位格性形式吗？绝对认识、对纯粹和绝对事实的认识具有一种位格性形式，而更富主观性和相对性的科学认识却独立于位格而存在、而可能取得进步和得到传播——这从表象看不正是一种奇怪的悖论？这是时代最深的偏见之一，所以，我们对此一异议不可置之不理。

“‘适于’一个位格的绝对真实的认识”

，这一说法可做不同的理解，例如人们认为，根本没有关于某一特定对象的任何绝对的真实，而是每种形式、每个时代、每个民族、每一位格都有其自己的真理形式。

怀疑论和相对主义便持这种看法。

如果不离开这种情况因事实存在的心灵和身体的组织之差别而带有必然性这一前提，这种说法可以通过一种只承认“科学认识前提”

的哲学而得到纠正，即人们以另一种理念，即“判断之普遍适用性和必然性”

的理念，或者以“明白无误的事实之可确定性”

来取代真理和“绝对真理”

，不过，人们随之便完全放弃了绝对真理的理念（如马尔堡派），而且否认此一理念，至少放弃了对这类真理的认识，而只是满足于明白无误地确定事实。

这种新的、相对于理智范畴和方法的真理是普遍适用的和必然的，因而是无位格性的。

科学真理似乎由此而“得救”

，虽然这是以放弃绝对真理的认识为代价的。

但是，上述说法也可能意味着：并非认识之绝对真实只“适于一个位格”

，只要应该发生绝对认识和绝对真实的认识，只要认识努力的要求提高到这一终极阶段，这种绝对真理的内容和对象从本质上便必然只是和只可能是为了适于一个“位格”

而存在的。

可见，只要一个人还没有达到适于他的位格的真理内容，从而达到“自己的位格世界”

，他所面对的便仍然是相对真理，或者更正确地说是解释相对性对象的真理，即相对于位格之心理—身体载体所属的种属。

这并非妄断存在着一种所谓“一切真理之主观性”

，并由此而为哲学争得与科学并列的权利，情况恰恰相反：科学真理相对于理智之普通本性意义上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