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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建文化语境文化诗学之入手处（第2页）

这也正是他们为后人所诟病之处。

其实只要看一看毛诗说某诗美某人，鲁、齐、韩三家诗却说是刺某人[2]，或者毛序说刺幽王，郑笺却说刺厉王，我们就可以明白，汉儒那样煞有介事、言之凿凿地说某诗美某人、刺某人，并且举出大量史实来证明，实际上都不过是主观猜测而已。

史实是真的，某诗具有讽刺或赞美之意也是真的，但二者间的联系却是主观的想象。

宋人在治学的路向上以反汉学著称，但他们的说诗同样充满了臆测。

例如，朱熹的《诗集传》，除了提出“**诗”

说这样充满道德说教的观点以及很多地方沿袭汉儒成说外，对一些诗的独特解释也都是“近人情而实非者”

。

他的方法不过是比汉儒更加注重诗的文本义而已，这样看上去似乎较之汉儒更近理一些，然而焉知一千多年前的古人没有在诗歌表面的文本义中藏有深刻的意蕴呢！

清儒善于考据，凡事都喜欢找证据，但是由于他们过于关注文字训诂而同样忽视文化语境的意义，因此他们的《诗经》阐释同样离不开臆测。

例如，以疑古著称，对后来的“古史辨”

派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崔述，对古人的“采诗”

之说不以为然，其理由之一是：

盖凡文章一道，美斯爱，爱斯传，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即有传者。

但世近则人多诵习，世远则渐就湮没……不然两汉、六朝、唐、宋以来并无采风太史。

何以其诗亦传于后世也？[3]

这种观点完全脱离《诗经》时代的文化语境，是用后世眼光臆测古人。

西周时期的诗歌与唐宋时期的诗歌无论从功能上还是传播方式上看都不可相提并论，岂能用“美斯爱，爱斯传”

这样文人雅士的经验来猜度《诗经》时代的情形！

崔述是很优秀的学者，其《考信录》乃是公认的名著，其《读风偶识》也是很有见地的著作，但一旦离开了对文化语境的关注就也不免于发出片面之论。

那么应该如何来重建文化语境呢？曾经存在过的文化语境亦如一切曾经发生过的事件一样都已经永远隐没于深邃的历史之中而不可能重现了，留下来的只有各式各样的文化文本。

已经逝去的文化语境的种种线索、印记就散落于这些文本之中。

所以尽管今天的研究者们永远不可能重现已经逝去的东西，但是他们完全可以借助于古代留下来的文本重建这些东西。

“重建”

之物肯定不同于它们的母体，正如任何模仿之作都不可能与原作丝毫不差一样，但是对于研究来说这已经够用了。

因为文化语境的意义就在于将研究对象置于一个具体的坐标系之中，使之可以衡量、可以把握。

重建的文化语境只要大体上接近于其母体，就可以发挥这种“坐标系”

的功能了。

如果一个文本，一种言说根本无从知晓其产生的文化语境，那就只能为其假设一个，否则就是不可言说之物。

可以说，不知其文化语境，就应该保持沉默。

即如“诗言志”

这个古老的、人人耳熟能详的诗学命题，如果出于不同的文化语境，同样也会有迥然不同的含义。

[4]例如，它如果是西周以前就产生的，那么那个“志”

字就可能是闻一多所说的“记忆、记录”

之义；如果是西周后期产生的，这个“志”

就可能是闻一多所说的“怀抱”

之义；如果是春秋时期“赋诗”

大兴之时产生的，则“诗言志”

很可能是“赋诗言志”

的另一种说法，与通常我们理解的“诗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