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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史辨派诗经研究之反思（第2页）

顾颉刚说：

《诗经》是一部文学书……就应该用文学的眼光去批评它……因为二千年来的《诗》学专家闹得太不成样子了，它的真相全给这一辈人弄糊涂了。

……

我做这篇文字，很希望自己做一番斩除的工作，把战国以来对于《诗经》的乱说都肃清了。

[2]

这就清楚地说明，他研究《诗经》的目的首先是为着“祛蔽”

，从而还《诗经》以本来面目。

至于用文学的方法研究《诗经》，那只能是第二步的事情了。

对于一部古代文学作品，由于年代久远，研究者所要做的首先就是尽量弄清楚它究竟是怎样一部书，是为何而作的，无论是文学的研究还是历史的研究，这都是前提，是研究的第一步。

然而如何能揭示“真相”

呢？顾颉刚认为，“我们要看出《诗经》的真相，最应研究的就是周代人对于‘诗’的态度”

[3]。

根据对《左传》《国语》等先秦史料的分析，顾先生逐层揭示了周代人“作诗的缘故”

与“用诗的方法”

。

就作诗而言，认为《诗经》作品“大别有两种：一种是平民唱出来的，一种是贵族做出来的”

。

就用诗来说，则“大概可以分做四种用法：一是典礼，二是讽谏，三是赋诗，四是言语”

[4]。

顾先生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诗经》作品的产生，以“诗何为而作”

为切入点，这应该是恰当的追问路径，因为只有弄清楚诗歌的社会功用才能进而揭示其作者。

根据现存《诗经》作品的情况以及先秦典籍关于诗歌功能的记载，我们认为顾先生认为《诗经》中的作品“一种是平民唱出来的，一种是贵族做出来的”

的观点是具有合理性的。

所谓“唱出来”

是说这类诗歌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即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后来才被王室派出的采风官吏采集上来；所谓“做出来”

是说这类诗歌是贵族们为着某种礼仪或讽谏的需要，专门写出来主动献上去的。

根据现在学界的研究成果，说《诗经》作品一部分是从民间采集而来，另一部分是贵族们专门制作的大体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民间那些作诗的人是“平民”

还是贵族阶层，依然是聚讼纷纭的问题。

关于《诗经》的四种用法的见解，根据现有材料来看，也是具有合理性的，只不过这四种用法不一定都是共时性存在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诗歌功能的演变轨迹似乎应该是这样的：对于周代贵族来说，典礼或许是诗歌最早的用法，特别是在祭天祭祖的仪式中，诗歌就成为沟通人与神的特殊言说方式。

《诗经》中那些“颂诗”

大抵是此类，这类诗歌也是《诗经》中最早出现的。

开始时诗歌很可能仅仅用于祭祀仪式之中，久而久之也就推衍于朝会、宴饮及婚丧嫁娶等礼仪之中了。

这类作品大约都是“定做的出来的”

[5]，属于贵族创作。

讽谏应该是从典礼中引申出来的一种诗歌功能。

因为在典礼中的诗歌具有某种神圣色彩，用于臣子向君主或下级贵族向上级贵族的讽谏也就具有了一种庄重的性质，较之一般的口头表达也更具有说服力。

由于诗歌在贵族生活中越来越具有重要性，于是在贵族教育中“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