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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史辨派诗经研究之反思（第3页）

就成为重要内容，随之也就出现了比较固定的诗歌集本，都是从各种礼乐仪式中提取出来的，通过修习，受过教育的贵族子弟人人可以随口吟唱这些诗歌作品。

于是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赋诗与言语现象——在聘问、宴饮、交接等贵族交往场合借助于诗歌来表达某种不便或不愿直白说出的意思。

这类作品则有可能是贵族们主动做出来的，也可能有一部分是从民间采集来的。

根据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材料，以及现代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这一由祭祀到庙堂，再由庙堂到贵族日常交往的《诗经》功能演变的历史轨迹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当然这一历史轨迹也许还很粗疏，例如，何定生先生关于十三国风与“房中之乐”

“无算乐”

的关系的看法也许是重要补充。

[6]但总体言之，顾颉刚先生关于先秦诗歌四种基本功能的勾勒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可以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学的重要收获。

钱穆先生亦尝运用历史的眼光考察《诗经》，可以说与“古史辨”

派是同一路径。

在著名的《读〈诗经〉》一文中，钱先生亦从追问诗之功用展开自己的研究。

他认为“盖《诗》既为王官所掌，为当时治天下之具，则《诗》必有用，义居可见。

《颂》者，用之宗庙，《雅》则用之朝廷。

《二南》则乡人用之为‘乡乐’，后夫人用之，谓之‘房中之乐’，王之燕居用之，谓之‘燕乐’”

。

[7]这与顾颉刚先生的见解相吻合。

基于这一历史观察，钱穆认为《诗经》原来的排列顺序应该与今本相反：

惟今《诗》之编制，先《风》，次《小雅》，次《大雅》，又次乃及《颂》，则应属后起。

若以《诗》之制作言，其次第正当与今之编制相反；当先《颂》，次《大雅》，又次《小雅》，最后乃及《风》，始有当于《诗三百》逐次创作之顺序。

[8]

这是很高明的见解，唯有从历史的角度方可得之。

盖诗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自有其产生与演变的客观轨迹，从历史角度考察，紧紧扣住诗歌功能问题，自然会对其产生演变轨迹有所揭示。

顾颉刚和钱穆都是这样做的，也都有独到发现。

抓住了典礼、讽谏、赋诗、言语这四个环节，《诗经》作品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实际功用就被揭示出来了，进而诗歌在彼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就清楚了。

那种跳出历史语境，仅仅就文本而谈诗歌意义的做法也许有其价值，但不可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只能算是个人化的欣赏。

“古史辨”

派的《诗经》研究是一种“历史的”

研究，目的是揭示真相。

但是这种研究与史学界备受推崇的“以诗证史”

是根本不同的。

所谓“以诗证史”

就是把诗歌作为研究历史的材料，从诗中发现可以说明历史问题的内容。

而“古史辨”

派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诗经》则是把这部现代以来被视为文学作品集的典籍作为历史现象来审视，看它在怎样的历史语境中产生，应和着怎样的历史需求，发挥着怎样的社会历史功能，等等。

前者是纯粹的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几乎不相干；后者则是对文学的历史研究，是属于文学研究的一种视角和路径。

这一研究视角和路径与美国的新历史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文学，都是把研究对象置于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综合性考察，都突破了那种狭隘的审美诗学或文本诗学的研究框架。

对于《诗经》研究来说，“古史辨”

派这种历史的研究视角和路径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正确的。

因为《诗经》作品，从其创作、搜集、整理、运用、传播的整个过程来看，都与周代贵族的意识形态建设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