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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儒学话语霸权形成原因及儒家诗学的基本品格（第2页）

，即调节贵族阶层内部诸关系并使已有社会秩序合法化的作用是彻底失去了。

剩下的只是用以炫耀地位和富有的纯形式了。

这说明，随着社会政治格局的变化，原有的文化已经不是以原来的方式存在了，而是作为一种资源，一方面为人们所继承，另一方面也为人们所改造。

由西周礼乐制度的破坏而导致的在春秋之末、战国之初发生的另一件重大事件，就是新的文化空间的产生。

这个新的文化空间是由新的文化主体——士人阶层开出来的。

它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私学，二是与私学直接相关的各种学术流派的产生与争鸣。

私学作为一个新的文化空间是原有文化空间遭到破坏的结果。

官方的大学、乡校原是垄断教育的机构，随着王室的衰微，这样的机构也遭到严重破坏，到了春秋时代，它们即使还存在着，也早已起不到维系官方意识形态的作用了。

看《左传》中关于子产反对毁乡校的记载就很清楚，只凭当政者的一句话，那时的乡校就是可以随意毁掉的。

于是私学大兴于世。

这种自发产生的集教育、交流、辩论、结社于一体的私学是真正的学术思想产生的温床，是孕育社会良心的摇篮。

私学的兴起产生的最伟大的结果是各种互不统属、彼此对立的学术并立于世，形成真正的“众声喧哗”

场面。

如果说私学是一级文化空间，那么由私学而导致的学术争鸣则是二级文化空间。

以私学为基础的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渗透、对立、转换构成一种有利于学术话语生成的、在中国古代难能可贵的文化空间。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空间中，先秦的士人阶层才演出了一种狂欢式的文化大合唱。

具体而言，正是这种文化空间促使士人阶层完成了从礼乐文化向诸子文化的转换过程，同时也实现了那延绵中国古代两千余年的士人乌托邦精神的原始生成。

由国家意识形态转变为士人阶层的乌托邦精神——这是春秋末期在精神文化领域发生的最为重大的事件，也是影响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重大事件。

西周至春秋时期诗歌的独特作用在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原来作为贵族祭祀、典礼、盟会、朝觐等重要活动必不可少的仪式之组成部分的歌辞以及外交场合的隐语式的言说方式，都已经成为历史。

诗最终与乐舞分家而独立存在。

但是能够滋养它存在下去的文化空间却越来越狭小了：从原来的整个贵族社会缩小到儒家士人小圈子。

儒家士人集团，是春秋之末、战国之初以破落贵族和受过教育的“国人”

为主体而形成的民间知识阶层的一部分。

在先秦古籍中这个民间知识阶层被称为“士”

“布衣之士”

“处士”

等。

这个阶层是西周文化传统与社会转型的现实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他们唯一的共同特征就是都从西周文化传统那里汲取营养。

也可以这样来表述：原有的文化资源为他们提供了言说的基础，处于转型中的社会现实为他们提供了言说的冲动。

原有文化资源是他们建构新的话语系统的基本材料，社会需求则是处理这些材料的设计方案。

这个新产生的社会阶层由于出身、经历的不同，所吸取的西周文化资源的侧重点的不同，因此成为不同社会需求的言说者。

所以士人阶层在思想学术上就分为“诸子百家”

。

如果我们不像以前的学者那样根据诸子百家所代表的社会集团来为他们分类，而是以他们对西周文化的态度，即接受或疏离的程度来为之分类，我们对他们就可以有新的认识和评价。

总体来看，士人思想家虽然都秉承了西周文化资源，但他们并不是简单地继承，而是通过双重转换，即话语转换与价值转换来完成了对周代文化资源的革新，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具有现实批判性的、在本质上与西周文化迥然有别的文化观念系统。

二、话语的转换

所谓话语转换是指将社会实际的物质存在转换成纯粹的话语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