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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儒学话语霸权形成原因及儒家诗学的基本品格（第3页）

西周文化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文化与政治、话语与仪式、观念与行为浑然一体，难以区别。

文化就实际地存在于典章制度之中，并不存在一种与实际的政治制度相游离的观念系统。

“制礼作乐”

既是确立文化系统，更是制定政治制度。

同理，“礼崩乐坏”

既是文化系统的破坏，更是政治体制的崩溃。

士人思想家所做的事情就是将西周这种与国家机器浑然一体的文化剥离开来，使之变为纯粹的话语系统。

从而完成了从物质存在到精神存在的话语转换。

那么，这种转换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与现实的政治体制拉开一定距离的文化话语系统，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

在人类历史上，精神文化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拉开距离乃是它得以蓬勃发展的关键。

在物质的沉重拉扯下，精神永远不会腾飞。

实现为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固然应该是精神文化的最高追求，但是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精神文化只有疏离于政治和经济制度才能飞速发展。

将来总有一天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与精神生活方式会重新融合为一，但这是以二者的长期分离为条件的。

以儒家为主的士人阶层最伟大的历史贡献就是完成了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分离。

孟子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

[2]孟子为什么说“《春秋》，天子之事也”

呢？所谓“天子之事”

是指礼乐征伐、赏善罚恶的举措，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活动；而《春秋》却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叙事，属于话语系统。

二者为何是一回事呢？孟子的意思是想说儒家的话语行为，目的就是起到政治行为的作用，但是这句话实际上却恰恰证明了，西周实际的政治行为到了儒家士人这里已经蜕变为一种文化的话语行为。

原先的典章制度成为话语，国家的上层建筑变为民间的文化观念；失去了话语权力的现实的政治家依然拥有政治权力，而没有政治权力的布衣之士却拥有着话语权力——这种文化话语权与政治权力相分离的情况真是中国古代少有的、难能可贵的现象，它使人们在没有外在压力与诱导的条件下纯粹依据自己的意愿任意言说，因而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人文化原创力发挥得最为充分的时期，是中国人的想象力最为张扬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

自此之后就很少再见到这样适合于文化发展的社会条件了。

[3]

第二，这种话语转换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格局。

西周时期文化的主体是属于“体制内”

的“巫、史、祝、卜、乐师”

之类的人物，他们的一切文化活动都是剔除了个人意志和情感的集体主义精神的表现；春秋战国之际的儒家士人则是“体制之外”

的在野人物，所以他们的文化创造活动就更多地具有个性特征。

也就是说，在“政文合一”

的西周时期，文化系统仅仅附着于政治系统，没有丝毫独立性，故而也没有个性。

士人思想家所进行的话语转换工作不仅将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剥离开来，而且还通过选择、改造、创新赋予文化系统以种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与文化个性。

于是就形成面目各异，甚至相互对立的诸子百家之学。

关于诸子之学产生的根源问题，历来有两种不同观点。

汉儒刘歆、班固以为诸子俱出于王官。

[4]《淮南子》认为诸子之学都是针对各诸侯国的具体政治需要而生。

后代学者常各持一说而相互攻讦。

在我们看来这两种观点其实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