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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儒学话语霸权形成原因及儒家诗学的基本品格（第9页）

（《论语·颜渊》）换言之，在西周之时只要“礼”

存在着，它就是有效的，因为它就是社会秩序本身；而在孔子之时，“礼”

只有人们在从心里相信它的时候它才具有现实的意义，因为此时它已经不再是社会秩序本身，而沦落为一种形式，诸侯贵族们常常用以炫耀、娱乐的纯形式。

这样一来，西周的礼乐文化就被以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士人内在化了：从物质性的现实社会制度变为精神性的道德价值观念。

将物质的变为精神的，现实的变为理想的，外在的变为内在的——这就是儒家对先在的西周思想资源所进行的继承和改造。

于是作为国家制度的礼乐文化变为儒家之学，外在的强制规范变为内在的自我修养。

第三是确立了人格境界这样一种独特的精神价值。

西周的礼乐文化歌颂祖先与歌颂上帝义近，都是对神明的赞扬，并含有祈福之意，儒家士人对先王的赞扬却有了新的含义：塑造一种人人可以朝之努力的人格理想。

《诗经》中那些颂诗当然也描写先王的美好品德，但往往具有某种神性，是常人不可企及的。

如《大雅·生民》描写周人先祖后稷的诞生乃是姜嫄“履帝武敏歆”

的结果，他是神而不是人，至少是在神的庇佑下的人。

《文王》《大明》都是如此。

这类诗与其说是歌颂先王的功业，不如说是歌颂上帝的降福。

而有时又完全用纪实的笔法描写先人实实在在的活动，并不标榜其人格的高尚，如《公刘》《绵》都是如此。

主人公基本就是一个任劳任怨的族长或家长，是个地地道道的凡人。

而在儒家士人这里，既不歌颂高远难及的上帝，也不歌颂身边比比皆是的凡人，他们赞扬的是圣贤之人：是人不是神，却又不是一般的人。

他们是由一般的人经过自我修养和人格的提升而达到的一种高尚境界。

在孔子和孟子那里，这种人格境界基本上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君子或贤人，二是圣人。

处于这两种人格境界之下的则是小人，即作为芸芸众生的庶民。

君子或贤人是指那些通过个人的修养而具有“仁义礼智信”

等品格的人。

他们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乐于帮助别人（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立身行事有自己不可逾越的原则，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都是有一定之规的（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行己有耻；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能够始终保持心中的坦**诚实与平和愉悦（君子坦****，小人长戚戚；贫而乐，富而好礼；回也不改其乐；吾与点也）。

此外他们还有许多美好的品质如孝、忠、敬、谦、博学、慎思、明辨、笃行等，总之这是一种既能承担对天下的责任，又能保持个人心灵和乐的理想的人格境界。

圣人是儒家最高的人格理想，较之君子贤人更高一层。

[21]孔子本人被后来的儒者如孟子、荀子等尊为圣人，但他自己并不敢有此奢望，在他的心目中圣人是极不容易达到的崇高的理想境界。

请看孔子与弟子子贡之间的一段对话：“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诸！

’”

朱熹注云：“病，心有所不足也。

言此何止于仁，必也圣人能之乎！

则虽尧、舜之圣，其心犹有所不足于此也。”

[22]即使是尧、舜这样被儒家奉为偶像的古代君主对于圣人的称号也还有所欠缺，可见这是一种“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的崇高的理想。

有追问意义的不是什么是圣贤人格境界，而是对于儒家士人来说，这种圣贤人格为什么具有绝对的重要性，或者说，儒家士人为什么会建构这样一种人格境界来作为自己学说的核心内容。

在我看来，原因有三。

其一，将社会政治价值变为个体的人格价值这是彼时知识阶层不得已的选择。

春秋战国之际形成的这个知识阶层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游离于任何一个有政治地位或经济地位的社会阶级之外，所以既不属于统治阶级，又不属于劳动大众；既没有可靠的政治地位，又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任何人赋予他们具体的社会责任，但他们却又有着最强的社会责任心与历史使命感。

这样一个由于特殊的社会地位而惶惶不可终日，急欲有所作为、急欲借改造社会现实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境遇（以救世的方式来自救）的阶层，处于一方面拥有着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知识因而也有最美好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却又没有任何物质力量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