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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作为意识形态建构工程之重要部分的汉代诗学02（第1页）

第十章作为意识形态建构工程之重要部分的汉代诗学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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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问题：汉儒对于先秦儒学的一切改造都是基于当时历史语境（政治上的专制与权力的高度集中）与文化语境（儒家典籍获得空前推崇）的深刻冲突而发生的。

这实际上使君主与儒生都处于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冲突之中。

对君主而言，推崇儒学的根本目的本来是希望获得士人阶层的支持与合作，使之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从而巩固专制统治，立五经博士、置弟子员等弘扬儒学的举措不过是手段而已。

但是儒学的精髓却恰恰是用自己的价值规范改造君主、为之立法[15]，对君权进行限制，是要建立君主与士人之间近乎平等的亲密关系[16]，是要君主将权力交给士人阶层。

[17]这样，汉代君主要想得到士人阶层的支持与合作，就必须做出相当大的让步：接受儒学的规范。

事实上，包括汉武帝在内的汉代君主，都处于行使“乾纲独断”

式的绝对专制与接受儒学信条，向“尧舜”

看齐的两难选择之中。

对于士人阶层而言，弘扬儒学本来是希望为社会确立一套合理的价值秩序，从而建立理想的社会形态。

然而统治者接受儒学的前提条件却是士人阶层进入君权系统，成为其统治的工具。

因此儒家士人就被迫做出相应的让步：认可君权的至高无上并心甘情愿地做“循吏”

，部分地放弃自己的乌托邦精神，为确立专制统治的合法性而努力。

儒学成为汉代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就是在这种君权与士人阶层的艰苦磨合中完成的。

一部《诗经》之被作为谏书来使用和阐释，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才得以形成的。

所以，汉代诗学实在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象征着士人阶层在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体下的艰难处境，也象征着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的儒学所具有的种种策略性的特征。

从先秦儒家的直接以道德观念说诗，到汉儒的比附史实说诗，正如从先秦儒家直接以帝王师的姿态教导君主，到汉儒的借助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来警告君主一样，都是儒家调整政治策略的直接产物。

孔、孟生于汉代也会成为董仲舒或司马迁，反之亦然。

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规定着言说的方式。

汉代政体是先秦诸侯君主政体，特别是秦朝政体在儒学的羁绊渗透之下的变形，同样，汉代儒学也是先秦儒学在专制君权的压迫之下的异体。

此后，这种变形和异体就渐渐成为古代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基本形态。

因此以《诗序》为代表的汉儒的诗学，绝不是简单的认识迷误或知识浅薄可以定论的，其中蕴含了他们伟大的抱负与艰难的境遇之间的矛盾，蕴含了极为丰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内容。

后世论者，离开了具体的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对汉儒妄加贬损，是有失公允的。

其实，宋儒、清儒乃至“古史辨”

派之类的现代阐释者们，又何尝不是受了自己的言说语境的限制与召唤，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呢？没有人可以超越自己的范围来言说。

三、关于《诗大序》

（一）关于《诗大序》的作者

关于《诗大序》的作者，一直没有定论，有子夏说（郑玄），卫宏说（范晔），孔子说（程颐）等。

我们认为《诗大序》的作者应为汉儒，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经学语境。

我们阐释某种古代文化文本应该结合其言说语境来进行，因为离开了具体的文化历史语境就难以了解文本具体的言说指向，从而流于臆断。

但是有些文本却因为种种原因而难以确知其作者与产生年代，因此也无从知晓其产生语境。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尝试重建其文化语境——根据文本提供的一切线索，寻觅其来源，进而确定其赖以产生的文化语境。

这是一种“倒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