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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郑玄诗学（第1页）

第十一章郑玄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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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包括诗学在内的儒学话语建构工程中，郑玄可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这不仅仅是因为他遍注群经，融会古文、今文，为后世儒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还在于他在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中贯穿的意识形态内容，深刻体现了东汉时期渐趋成熟的士大夫阶层强烈的进取精神与政治干预意识。

自古及今，历代论者，无论是宗郑还是反郑，都旨在辨其学术的真伪对错，很少有人从儒家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角度考察郑学的学理逻辑，这不能不说郑学研究中的一大缺陷。

对郑玄的误读，清人最为明显，清儒号称远绍汉学，其汉学所指主要即郑氏之学。

但是他们理解的郑氏之学却仅仅是考据、训诂之学，似乎郑玄的学问仅限于此，这实在是不够公允的。

事实上正如钱穆、徐复观等前辈学人所指出的，汉学与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代学术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后者则拒斥这种关怀；前者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学术，后者则是消极逃避的学术[1]；前者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后者则仅仅是一种知识话语。

所以我们今天重新审视郑玄的学术，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其作为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本来面目。

一、郑玄的价值取向

郑玄生活的东汉末年在政治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阶层与君权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

纵观两汉四百年的历史，在政治生活领域始终贯穿着士大夫阶层与君权系统的合作与冲突。

西汉武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立五经博士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政治举措，这标志着士人阶层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终于在与功臣、外戚、宗室等权力集团的斗争中取得初步胜利，获得了进入以君权为核心的政治序列的合法途径，从而部分地占有了政治权力，也标志着渐渐成熟的统治阶层意识到与士人阶层合作的重要政治意义。

汉代经学的展开表明士人阶层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了话语权力，开始将孔、孟、荀等先秦儒者戛戛独造的观念形态的价值秩序落实为现实的社会政治秩序。

这正是先秦儒家梦寐以求的。

因此，终西汉之世，士人阶层在精神生活领域的活动主要是进行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确立一套向上可以规范、引导君权，向下可以为全社会确定价值秩序的政治、伦理观念体系。

西汉经学为什么以春秋公羊学为核心？就是因为公羊学最集中地体现了士人阶层作为“中间人”

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最集中地体现了士人阶层的政治理想，同时也最能够为统治者所信从。

在汉代儒学的发展演变中，王莽是一个极有象征意义的历史人物。

[2]如果从客观的历史主义立场来看，可以说，不是个人野心使之成为一个篡位者，而是士人阶层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使之成为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从后世儒者的眼光看他是一个丑角，是路易·波拿巴一类的笑剧人物，但是从西汉时期儒家的话语逻辑来看，他乃是儒家精神的伟大实践者——他将儒家那套“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有德者居之”

，“天命圣人”

，“天命靡常”

，“禅位让贤”

之类的政治理想落实为具体行动了。

徐复观先生认为，王莽早先既被认为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则汉室德衰，由王莽取而代之，乃是儒家“天下为公”

思想之体现，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3]所以王莽的失败根本上乃是儒家乌托邦精神的破灭，是君权的胜利。

[4]两汉儒学的发展呈现一个由激进的乌托邦精神向保守的国家意识形态转变的过程，王莽的失败则是这一过程的转捩点。

东汉虽然依然是经学的时代，但是由于王莽的失败，儒家士人那种理想化的、乌托邦性质的政治热情大大降低了，君权系统对士大夫阶层也不再给予完全的信任。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原本也是读书人出身，在王莽改制前后曾是一名太学生。

对于儒学他不仅有相当的造诣，而且原本有着深刻的认同。

但是做了皇帝之后，他的政治身份与儒学旨趣有着某种内在紧张关系。

所以，他一方面继续弘扬儒学，重开太学，重用士大夫；另一方面又在外戚、宦官和士大夫三者之间搞平衡，甚至重用酷吏，搞外儒内法。

事实上，整个东汉，外戚与宦官始终是君主用来制约士大夫势力的权力集团。

因此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真正代表君权的并不是君主本人与皇室宗亲，而是掌握大权的外戚和宦官，于是士人阶层与君权的矛盾冲突常常表现为“外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