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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庄氏史狱中的若干涉案人物（第3页）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动作。

尽管姿态稍嫌夸张，但以吴、潘二子所从事者为“共同事业”

，应当是真的。

无论顾炎武写于案发后的还是钱谦益写于案发前的文字，都对两个年轻人以“同志”

视之，一派郑重。

但此后的事情有大出他们的意料者：吴、潘蒙难，不但二人合撰而“十就六七”

之《明史记》不传，且潘子的《国史考异》三十多卷也惟存六卷，其《松陵文献》编纂未就，直至三十年后，才由其弟“校而梓之”

。

应当就是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3〕

但不幸中仍然有万幸。

除了生前身后钱谦益、顾炎武的称赏，潘柽章还得力于其弟潘耒对其遗编的整理、刊刻。

潘耒官翰林时，即为其兄及吴炎申冤，使得“昭雪”

。

潘耒撰《国史考异序》，开篇即说：“作史犹治狱也，治狱者一毫不得其情，则失入失出，而天下有冤民；作史者一事不核其实，则溢美溢恶，而万世无信史。”

耐人寻味的，是拟之于治狱。

其兄岂非正死于治狱者之手？接下来耒说，其亡兄“以著作之才，盛年隐居，潜心史事，与吴赤溟先生搜讨论撰，十就六七”

；还说其亡兄“尤博极群书，长于考订”

，以十余年、数易手稿写成的《国史考异》“盛为通人所称许”

；“牧斋尝见此书，而贻书亡兄，极相推服，有‘周详精审，不执不偏，知史事必成，可信可传’之语”

（《遂初堂文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序其兄所撰《松陵文献》，说其兄写地方史亦如写明史，“参伍钩稽，归于至当”

，“史家之能事毕矣”

（同书卷七）。

耒还在书札中说，“六壬之说，浩博艰隐，学者每望洋而返”

，其亡兄却“留意三式之学，于六壬尤多悟入……”

（《与人书二》，同书卷六）则潘柽章的学问不但精而且博，委实难能可贵。

吴、潘二子的被关注，一则因两人生前已头角峥嵘，再则因年纪轻、被祸惨。

他们是被凌迟处死的，即俗间所说的“千刀万剐”

。

关于吴、潘两位的故事中，最惨痛的情节，是叮嘱家人如何在被“磔”

后的躯体碎片中辨认自己。

《南浔镇志》卷三八《志余》六，录《临野堂别集》，写到“磔”

前一日，吴炎对其弟说：“我辈必罹极刑，血肉狼藉，岂能辨识！

汝但视两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即我尸也”

。

闻者无不流涕。

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引《平望续志》，记述略同（卷一《明史记》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此外被较多写到的，还有两个年轻人临难的从容、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