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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中的人与文学（第5页）

，或许能从文本中读出更丰富的语义。

甚至大陆对于齐邦媛、龙应台上述作品的接受，也可以纳入考察的范围，考察人们关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1949年这个年份的想象，如何受制于“时代氛围”

，大陆与台湾不同的知识人在面对这同一段历史时，有怎样复杂多样的情怀。

此外还有必要想到，回忆录有可能混淆了记忆，想象与期待——包括对于自己的。

你会注意到，端木的《大江》，齐邦媛的《巨流河》，龙应台的《大江大河：1949》，都取了江河的意象。

关于那段历史的时空印象，是不是只适于用这现成的意象形容？至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五十年代初期大陆知识人因教育资源重组、文化中心重建的流动，由行政权力主持的分配、调动，已有人做了研究。

由四十年代后延，占据更为弹性的研究空间，没有什么不好。

本来时段的切割就半是人为的。

也是在贵州的那次发言中，我谈到对于“西南”

、关于“大后方”

，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想象空间。

而重庆、昆明之外的“西南”

，重庆、昆明之外的“大后方”

，以及“西北”

作为“大后方”

却较少受到关注。

“西北作为后方，不知能不能称‘大’，但那里想必不会是一片文化荒原，在已有的文学史叙述中却几乎没有痕迹可寻。”

我自己就在“大后方”

——西北的兰州——出生。

2008年和几个朋友到西北旅行，还在天水师范学院同行的帮助下，到了当年我父母曾经教过书的“国立第十中学”

原址（现在那里是清水一中）。

“国立十中”

是一所抗战中的流亡中学，集中了一些河南的流亡学生与知识分子。

由此可以知道，即使在战乱中，当时的国民政府还是重视教育的。

抗战时期发生在西北的故事也一定很丰富，只是还未能吸引更多研究者的兴趣。

当然还有刚刚提到过的、陈平原所写在本省及豫、陕交界处迁徙不定的河南大学，以及其他流动中的大学、文化机构以至中学。

所有这些流动，都留下了痕迹在当地，只是有待采集罢了。

有关的线索，有可能散见于地方志、教育史、校史、院史中，等待着被提取。

所有这些线索，都支持着一个学术课题的推拓、延伸。

一个题目能做多大，往往取决于既有的蕴蓄，考察者的视野与能力，取决于能不能以及用了怎样的方式展开，有能力打开怎样的世界。

对于20世纪上半期知识人、文化人、作家、学人空间移动的考察，不必限于四十年代。

不妨做广泛的搜索，扩大范围到此前不同动因、不同性质的流动。

中国的老百姓并不一味地“安土重迁”

。

古代中国，一遇灾荒，就有大规模的迁徙。

有所谓的“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