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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中的人与文学（第6页）

、“流民”

，前者多用为贬称，而后者，则是每有动**就会出现的人群。

《流民图》所绘，就是这种伤心惨目的景象。

民的“游”

、“流”

，并不都适于和士大夫置于同一框架中考察。

但抗战时期不同。

漂泊的知识人往往也是“难民”

，只不过与“流民”

有艰困程度的不同而已。

古代史上知识人的迁徙，以人数与品质而备受瞩目的，是晋、宋两代，永嘉之乱、靖康之乱中士大夫随了政权的“南渡”

。

这种迁徙，改塑了南北文化版图，其后果至今仍有清楚的显现。

20世纪抗日战争中知识人的迁徙与以上两次不同，不具有宇文所安所说的“贵族殖民”

的性质（参看宇文所安：《下江南：关于东晋平民的幻想》，收入《下江南——苏州大学海外汉学演讲录》），且时间较为短暂；战争结束后，高校、研究机构也就“复员”

。

也如同晋、宋两代，20世纪抗战中的流动，无非为了寻找生存空间，寻找发展的空间。

“流民”

之“流”

，目标往往在前者，所谓“就食”

，如同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

；知识人就同时要顾及——甚至主要着眼于——后者，比如要求基本的办学条件，起码的科研环境。

我已提到自己近期涉及了一些历史地理、人文地理方面的文献。

我发现难题不在材料短缺，而是面对的有关文献太过“浩繁”

了，尽我所能，也不过挹了几勺水而已。

正史的“地理志”

、“河渠志”

之外，还有历代所修的地方志，与“方舆”

有关的官方及私家著述；大量的游记、纪游诗之类，还来不及被我利用。

游记虽然属于非虚构类作品，也仍然不便直接作为“史料”

——或许这一种意义上的“真实性”

，对于研究并不总是那么重要。

有可能你更关心的是其中的情怀，作者对于外部世界的印象，以至自我想象、自我建构。

探寻四十年代，涉及具体地域，是不是也可以打破现代文学史、现代史的界域，更广泛地取材，尝试着开掘历史的纵深？

台湾史学家王汎森曾提醒治中国近代史者注意“私密性文件”

（日记、书信等）、“地方性材料”

，“未参与近代的主流论述的所谓保守派或旧派人物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