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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完整的中国经验 多元一体的夷夏阴阳互动（第8页）

。

这些担忧或许是有理由的，如何在历史和传统赋予的多样性与现代性要求的匀质性间寻求平衡，这是一个难题。

据说，“中国是佯装成国家的文明”

（LuW.Pye），现代化的过程化文明为国家，难免削足适履之痛。

麦克法兰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这一观点：中国当前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它的物质进步有目共睹，但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有待规划，“中国未来面临的中心问题是，怎样做到一方面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个性，屹立于风诡云谲的21世纪，一方面充分汲取西方文明所能提供的最佳养分。

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类似于西方在走向充分现代（modernity）的过程中遭遇的问题，那就是社会凝聚（social）问题：何种因素能将一个文明团结为整体？”

[40]麦克法兰所谓的社会凝聚问题换一句话说，就是如何在天下的丰富性中寻求现代国家的统一性资源。

现代中国的政治疆域和族群状况不是如某些西方学者（如杜赞奇）认为的是现代国家的试验，它是历史地形成的，包含了诸如天下这样既在历史的记忆中，也在现实的延续中的中国经验，正是这些经验，历史地形成了多元一体、统一多民族的现代中国。

我们一直受惠于这种经验，根据文明发展的“可接近性”

原理，这种经验最大程度绾合、支持了不同族群的持续接近、竞争与交融，这种差异性的接近是技术和思想进步的重要契机。

[41]在这种视角下关照隋唐统一帝国崩溃以后的一千年，辽、宋、夏、金、蒙古的对峙的分裂时代其实是一个卷入更广土地、更多民族的大战国时代，元朝统一了这个战国，但还未能成功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帝国就灭亡了，明与北元是另外一个南北朝（许倬云语），清把这个南北朝重新绾合为统一帝国。

也有学者表述为这是公元后第二个千年，从汉地社会边缘的内陆亚洲边疆发展起来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

，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

（姚大力语）拉铁摩尔也注意到游牧方式对中国历史循环的影响。

夷夏互动之势，一直是中国形成的原动力，元与清就是当时的中国，没有超出二元互动的大势，我们关注天下的夷狄之维，但不认为有所谓“超越中国的帝国”

。

（罗友枝语）[42]西方学者可能没有体会到前揭华夷间如阴阳的那种进退互融的“势”

，如果没有广阔的历史视界，把二者看成截然对立的，就可能得出“征服王朝”

“超中国”

“大清非中国”

这类结论。

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有一个看法，他提醒应警惕研究中的两种偏向，一个是“宋元观点”

，从华夏正统观念出发，认为辽金西夏是异族、外国；另一个是站在相反立场的“辽金元观点”

，简单分割两个刚性对立的“纯中国世界”

与“非中国世界”

，以“征服王朝”

的观点来看问题。

[43]这两种倾向都没有从二元互动的“势”

去把握长时段的历史大脉络。

毕竟以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文献的丰富性，从两种倾向出发，都可以发现大量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如果局限在某个断代或抱有某种倾向，或偏离中国本土经验的理论预设去做研究，把某些阶段性的、特殊的现象强化为长期的、一般的规律，结论的偏颇就不可避免。

历史研究还是应该努力保持客观，从避免偏见上下功夫：突破断代拘囿，以期通观达识；正视史料的矛盾，以成更圆融的解释；回归中国经验，以求锤炼真正的问题。

我们希望关注这种夷夏多元互动格局展开中的多个层面和丰富“肌理”

，至少可以从观念、地域、个人三个层次来研究10—13世纪的族群的互动交融：首先，从观念层面上，时空传统的差异塑造了农耕、游牧两种文明不同的理解时间、空间的方式，中原王朝和草原帝国就植根于这种不同的时空传统之上。

双方以历法颁赐的方式来竞争厘定时空的权力，而颁历竞争背后是天命象征性资源的竞争。

作为皇帝生日的圣节是宋、辽、夏、金、元共享的时空传统，围绕这一神圣时间点展开的交聘活动呈现各政权间的生动互动。

其次，从地域层面来看，这一时期频繁的族群互动深刻地塑造了地域的政治文化风貌。

陇南礼县一带，13世纪初的二十年还是宋金拉锯进退交战的前线，短短十余年后，这个地方已经是蒙古汪古部统治的礼店元帅府，生活着汉人、女真人、契丹人、蒙古人、吐蕃人和党项人，而原来信奉景教的汪古人在这里转而崇奉道教、服膺儒家经典。

最后，波澜壮阔的战争、迁徙对个人的选择和命运有什么影响呢？个人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中其实是微尘，无法自我主宰，被迫卷入时代的激**之中，但微尘也能折射出时代的风势。

我们力图复原这一跌宕时代中的个人经历，如宋金战争中一批安蕃、张威等中下级官员的沉浮，如宋夏战争中弃文从武的陕西武将李宗师父子，又如决定约降的钓鱼城主将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