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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耕世界的循环时间与游牧世界的弥散时间（第2页）

弥散型时间的迁徙文明与循环型时间的定居农耕文明形成了对照，前者强调英雄崇拜、神话叙述，后者强调祖先崇拜、历史叙述。

神话和英雄史诗本身是一种共时性很强的叙事，讲述者和倾听者在特定场域中共同体验神话创世和英雄伟绩，这种经历因为讲述而被不断呼唤到场，被反复体验，创世与英雄从未远离世界。

历时性在这里被平铺到空间性之中，成为一种弥散混沌的时间经验模式。

历史叙述正好与神话叙事形成对比，历史叙述建构了一个理想化的，但又是永远不可回复的、疏离的过去，时间序列中的圣王、祖先传统借此建立。

历时性的主导优势使空间性也都被编织到时间的序列中，以取得合法性。

农耕文明崇拜祖宗坟茔，而家族墓地、风水环境、定期祭祀是建构在时间序列上的空间价值感和权力感，这是时间化的空间经验。

祖先进入历史，供奉于祠堂，定期受拜祭。

游牧民族一般不采用埋葬形式，遗体被迅速纳入自然界循环，即使采用埋葬形式，也可能是从农耕文明学来的，而且祖先坟茔很快被淹没在自然环境中，其标示性不强；祖先被纳入神话，但很少举行墓祭。

辽、金的墓祭，都是学习中原的。

两种文明形态时空观念的差异是明显的，“神话的（神圣的）时间和经验主义的时间（历史的、日常生活的）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永久停滞不前，后者不可逆转地增长、前进”

[6]。

对历史的、日常生活的忽略解释了游牧王朝早期史诗神话发达，而历史模糊、缺失的现象。

乌瑞夫人揭示了《蒙古秘史》的神话特性，此书虽出于参与、目睹或听闻蒙古早期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的口述，但这些当事人的心智和眼光都是“神话史诗性”

的。

这是他们的文化习得，他们将看到或经历的当代事件以神话史诗来理解，甚至把自己和他人也以神话史诗中的人物来对应，他们头脑里已经习得的那一套神话史诗的“结构”

自动地选择和整理了自身的经验，而被整理的经验又反过来加强“结构”

，这种反复加强的结构会对人们的行动产生影响，使人们有意无意地模仿神话史诗。

《蒙古秘史》第129节中出现了一个惊悚的情节：札木合将战俘放入七十口大锅里煎煮。

这和草原文化中的一些特定观念有关，南西伯利亚英雄史诗就有将敌人放在釜具中煎煮的情节，这是当地英雄叙事文学中的一种常见主题，其目的是为了破坏其尸骨以阻挠敌人复活。

[7]札木合的行为其实就是在模仿耳熟能详的史诗中的情节。

史诗是反历史的，没有矢量的时间性，它通过吟诵、仪式和模仿，当下不断回到“原点”

。

混沌时间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通过仪式回到创世起点，在这种混沌时间中，行动中的人物和史诗中的英雄没有距离。

这就是建立起游牧文化的草原“心性”

的重要特点。

如果以矢量时间为标准，草原心性的时间维度是贫乏的，时间被锁闭在神话史诗的混沌之中，虽然对四季有理解和感知，但缺乏下文所述农耕王朝发展出来的精巧时间结构。

草原时间的计量是简单质朴的，中原人记录了突厥、蒙古、女真民族早期历法，“其俗每以草青为一岁，人有问其岁，则曰几草矣”

[8]。

此外，还有其他自然历法，“在蒙古人和草原居民那里自古以来就有其计时方法：结合草原分布区的动物活动动态测定时间的方法”

，比如，以土拨鼠、熊、狼、狐狸及其他在一年内或一定时期内有定时循环习性的动物为标准测量时间，如以土拨鼠一年行为标示每年的七个主要季节：（1）当土拨鼠从冬眠状态醒过来时；（2）当土拨鼠的毛色变白时；（3）当土拨鼠脱毛时；（4）当土拨鼠积蓄脂肪时；（5）当土拨鼠的皮毛长到一定长度时；（6）当土拨鼠搜集做巢穴的干草时；（7）当土拨鼠进入地下冬眠时。

[9]值得强调的是以土拨鼠的行为确定季节并不是唯一的标准，这些标准可以是狼、狐狸或其他动物的行为。

这也是其弥散性时间的一个特点，即没有一个具有垄断权力的标准。

这种游牧民族的动物历法也出现在《蒙古秘史》中：guransara，意为“麅子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