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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耕世界的循环时间与游牧世界的弥散时间（第3页）

这相当于农历七月，是麅子的**期。

贝加尔湖鄂尔浑古突厥碑铭出现arkaray，意为“大角野羊月”

，相当于农历九月，为雄性大角野羊的**期。

这是欧亚草原的古老历法，成吉思汗扩张前的蒙古人就是使用这种历法。

[10]

随着与农耕社会的互动，蒙古人从那里学来了干支纪年法，《蒙古秘史》已经采用这种纪年法。

随着帝国的扩张，游牧文明粗放的自然历法已经与帝国不相匹配，中原王朝的历法通过畏兀儿人的媒介作用传递给蒙古帝国，这是一种汉—畏兀儿历法的蒙古改写本[11]，中原王朝的历法由此被蒙古人接受，与此同时被接受的还有这种历法背后的循环时间观念、五德天命转移的政治神学、历法正朔颁赐所代表的朝贡制度体系，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互动在这一层面显得非常生动。

元朝按中原王朝的方式制定了精确性超越前代的《授时历》，由朝廷统一颁布：“授时历进当冬至，太史舁官近御前。

御用粉笺题国字，帕黄封上榻西边”

[12]，这是元末士人宫中亲见颁布授时历的场景，皇帝御书蒙古文字于其上，然后颁向全国。

蒙古人接受中原王朝这一套历法体系其实也是接受了这背后的一套天道循环时空观念，与草原游牧弥散型的时空观念已经不同。

游牧民族一旦脱离草原，在农耕地区建立帝国，新的生存环境必然会让他们接受另外一套与环境适应的时空观念。

契丹人、女真人的早期历法知识也很简单，在进入中原建立帝国以后，迅速接受汉地历法体系，制定颁布中原体系历法，结束部落时代弥散型的时间传统。

随着时空观念的变换，疆界观念也在变换，女真人开始强调南部国界的清晰边界，同西夏和南宋勘界、划界。

西夏也是游牧民族，但建立帝国以后，同样强调清晰边界，现存的《吴旗金夏划界碑》表明两个草原森林民族进入帝国以后时空观念改变导致的疆界观念的改变。

[13]我们通常认为在天下体系中，无论农耕还是游牧王朝都不会强调清晰国界，但在某些情况下，如辽、宋、夏、金互为对立的情势下，其相互接触的疆域也会强调清晰边界，这是游牧、农耕二元互动的结果，夏与金的勘界、划界就是这一互动的结果。

以农耕为主体的中原王朝由于生产方式决定了循环的时间性占主导地位，王朝的时间性体现在将不同周期的时间与皇权及国家权威联系，其突出表现就是历法。

中原王朝的历法强调对各种时间循环周期的描述，其中标识了许多节气、节日等重要时间点位，这些时间点因具有历法、政治或文化意义而被神圣化。

不同社会阶层对神圣时间点的关注重心不同，民间重视上元、清明、端午、中秋等，宗教信众重视佛诞、中元等，而从国家的层面讲，最重视“三大节”

。

元正、冬至、圣节被称为古代国家的三大节，“元正者一岁之始，冬至者一阳之始，圣节者人君之始”

[14]，这三个时间点分别代表了历法、天道、君主三者在一个循环周期中的起始点。

冬至十月建亥，是古人观念中天道四季循环周期的起始点；正月建寅是王朝颁定历法所规定的一年的起始点；圣节是皇帝的生日，代表皇帝生命历程中的起点。

所以这三个时间点分别包含了敬天（冬至）、授时（元正）与尊君（圣节）的内涵，而这三者在强化王权天授的观念上是相通的。

唐宋以降，圣节被纳入王朝的时间编码中，通过确定圣节这一神圣时间点，皇帝力图将王权至上的观念纳入时间体系，并通过每年的圣节祝圣强化这一观念，并将其推广到王朝势力所及之处。

此外，传统经典中还有五运等更大周期的时间循环，这些循环都被赋予神圣性，与王朝的天命密切相关。

中原王朝这一王权与时间编码相结合的传统可能从殷商时代已经有雏形。

中原王朝具有的循环时间取向性有别于草原弥散型时间，这种时间虽然脱离了神话史诗的混沌特性，不能随便回到原点，但其取向仍是周而复始、循环不尽的包含着许多周期性的圆形，原点会在下一个循环周期的初始时刻出现。

这种循环时间与天下同心圆式五服、九服的圈层空间结构相匹配，建构天下王朝的基本时空架构。

这与现代进步观念下的线性矢量时间不同，而线性矢量时间是现代世界的重要支点，在这种时间观念下，原点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不同的时空架构匹配不同的边疆形态，天下的边疆形态是一种差序，是一种与中心在地理位置和文化水平上的级差关系，不是现代国家与邻国接壤的一条线或一片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