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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宋初年天文历法知识的散失与重建（第2页）

[7]。

命秦桧提举造浑仪，并降出宫中小样，可见对此事重视程度进一步加强。

直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终于造成浑仪，授太史局使用。

终宋高宗一朝，一直努力执着地制造浑仪。

这一方面是观象制历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浑仪本身就是通天工具，拥有它也就拥有了通天的资格，这是古代君权神授的一个重要象征。

所以，宋高宗在国祚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也非常关注天文仪器的制造，重铸被金人掠夺的浑仪，其中也隐含了在天命上与金人竞争的意味。

金人在金天会五年（1127）由司天杨级造《大明历》，金天会十五年（1137）春正月朔颁行，建立起象征王权颁正布朔的历法体系。

此历“或曰因宋《纪元历》而增损之”

[8]，看来是模仿宋的《纪元历》制造的，我们有理由认为被掳掠到北方的宋朝司天人员在金人造《大明历》时起到了重要作用。

金大定十一年（1171）赵知微重修《大明历》，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赵知微验证月食超过现行《大明历》和耶律履《乙未历》，以后金就一直使用这一历法，后来又有了明昌新历，但也未实际采用。

同时，自阿骨打天辅年号开始，金拥有独立正朔，并在占领地区开始推行，建炎四年（1130）正月，赵鼎看到来自虔州的奏报：“及录到虔州三省关牒：探报，抚州王仲山投拜，用天会年号，下属邑取金银牛马等”

[9]，金正朔在长江以南的使用看来引起了南宋的极大关注。

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墓葬出土了一份简便的金代历日实物，据邓文宽先生考证，此为金太宗天会十三年（1135）历日，其朔闰与南宋历法不同，但吸收了南宋历法的很多文化特点。

[10]一般认为，金天会十五年（1137）《大明历》颁定后金才有历法，屯留宋村金代墓葬历日尚在《大明历》颁定前两年，此时金已经有了不同于宋的历法，究竟这是什么历法还有待研究，但却说明金建国不久就已经在颁历上与宋展开竞争。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宋建炎年间，山西的义军还“皆用建炎年号”

[11]，不承认金“天会”

年号，认同南宋；仅过数年，金天会十三年（绍兴五年，1135），同样在山西，民间墓葬中已使用金的历法，说明金对这些北宋故地的统治加强，人们的认同正产生微妙的变化。

北宋灭亡后，由于大量天文人才、资源被金人掳掠，“星翁离散”

，连前朝的《纪元历》也亡佚了，王朝正朔颁定受到影响。

绍兴二年（1132）朝廷才从民间购得《纪元历》，勉强可以沿用《纪元历》颁历，但由于技术和人员缺乏，历法错误不少。

[12]宋高宗感叹：“今历官不精，推步七曜细行皆不能算，故历差一日，近得《纪元历》，已令参考，自明年当改正。”

[13]在感叹天文人才缺乏时，宋高宗内心用来对比的潜在对象就是金国，他曾言金人天文历法水平高是因为无天文历法禁令，“金人不禁，其人往往习知之”

[14]。

宋高宗的这一想法促成了天文政策的重大变化，那就是放开自宋初即严格执行的天文历法之禁。

这一开禁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整个南宋时期民间历人非常活跃，士人研究天文历法也蔚然成风。

宋高宗主张开禁也是为了培养民间天文人才，在天文历法方面和金人争胜。

由于官方的天文人才被金人掠走，天文人才尤为缺乏，南宋新政权只有转而依赖民间历人。

建炎元年（1127），来自民间的河间府进士李季进《乾象通鉴》，宋高宗在御制序中对当时天文历法之学亡佚深为忧虑：“所有内府图书半遭毁弃。

皇考收藏苗训、马韶较录诸天文秘笈皆无可纪，星辰律度违错良多，非所以敬天而劝民也”

，鉴于这种情况，宋高宗对国初的天文之禁有了一个新的解释：“夫天文之学，往者曾有私习之禁。

朕以为私习者，特图谶耳。

夫图谶之术，乃公孙卿五利之流以之愚惑人主，故国有显禁。

至天文灾异，其事具载史乘，其书为古今帝王之鉴，又安可得而禁乎？”

[15]宋高宗认为私习之禁指的是图谶，不是指天文历法，这等于就给民间的天文历法研究开禁。

其实古代天文、图谶二者本来就相互牵涉很难区分，但宋高宗区分天文、图谶的新解释给民间历人的历法研究提供了合法的保障，也为南宋朝廷大量征用民间历人参与朝廷制历提供了政策依据，民间历人由此成为建构历法知识的一个重要力量。

建炎三年（1129），为寻求《纪元历》，朝廷再次下诏免私习之罪：“纪元历经等文字如人户收到并习学之家特与放罪，赴行在太史局送纳，当议优与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