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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约降（第2页）

恰证《元史》成于仓促，人物传记通常照录元史馆所藏各种《行状》而成。

《贺志》记载的一些细节为他处不见，如张合等为潼川招讨使刘伟所捕获，可见张郃等人被捕获的地方可能是川东而不是成都，只是后被押解到成都。

又如他处只说李德辉劝降王立言辞“益剀切”

，然态度诚恳未见得能使王立来降，《贺志》揭示了一个关键细节：李德辉“使持檄喻皇子安西王教，许以不杀”

[6]。

有了皇子安西王许诺这样的保障，才足以说服王立，放心来降。

此皇子安西王为忽必烈之子忙哥剌（Mangyala），领地包括陕西、甘肃、四川、云南等地。

苏天爵所撰吕域的神道碑铭说明此事件中另一重要人物吕域的作用：“至元十有四年，江南既下，公擢从仕郎、四川行枢密院都事。

时四川制置使张珏据重庆，合州安抚使王立据钓鱼山，犹持宋节，负固不降。

诏枢府分兵取之。

故相李忠宣公德辉行西枢府事于成都，获侦卒张郃等数人，将杀之。

公曰：‘彼所以不即降者，岂以昔尝抗跸先朝，恐城降日悉见诛夷之故欤？今宜释郃，俾归谕立’。

未几，立果遣郃等赍蜡丸书至成都。”

[7]据此，揣测王立心理，建议释放张郃，喻降王立之策出于吕域。

吕域神道碑或有归美墓主之意，但至少说明吕域当时参与李德辉的谋划，熟知内情原委，吕撰《贺志》在细节方面的准确性更值得信赖。

约降过程中有熊耳夫人协助劝降王立一节：“（至元十二年）制使张珏遣王立潜师袭泸取之，临应春，杀戍将千户熊耳而有其妻宗，甚嬖之。

宗，王相四川行院李忠宣之外妹。

立后移守合州。

行东川院者则宪宗李玉器械哈丹、库哩济苏，二人先朝陟方乎此，拔将甘心，故合益负险不下。

宗说立遣张邰[8]辈蜡书问（间）行至成都，请忠宣受降。

忠宣从五百人至，立则开壁纳之。”

[9]据此，王立袭杀元千户熊耳，据有其妻宗氏，这位熊耳夫人宗氏是李德辉的外妹。

张郃带李德辉约降书信回合州后，熊耳夫人促成王立接受约降，而且请李德辉亲来受降，是出于这位熊耳夫人的主意。

上引熊耳夫人一事，见于姚燧所撰贺仁杰神道碑《赠恭勤竭力功臣仪同三司太保封雍国公谥忠贞贺公神道碑》，而《李状》《元史·李德辉传》均不载，《贺志》亦不载。

熊耳夫人一事，对李德辉而言非为佳话，故后人隐晦不言。

吕为李旧僚属，又为贺家人所托为志铭，自然不会载入此等枝蔓之事。

比较有趣的是，同为姚燧所撰《李状》和《贺公神道碑》，本来和李德辉关系更密切的熊耳夫人事没有载入李德辉的《行状》，反而记载在和熊耳夫人事关系不大的贺仁杰的《贺公神道碑》。

这反映了《行状》这种文体在剪裁和表达上很大程度要体现状主家人的意志，有些事情状主的家人是不愿意说的，而撰者可能会出于保存掌故，会在另外的地方记录这些被遮蔽的史实。

而姚燧本人也是王立约降事件中的一个亲历者，安西王特赦王立的教令就是由姚燧送达的（详见后），故他知道许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