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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分南北（第1页）

四、学分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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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评语的另一重意思，是所谓南学与北学（即黄河流域）的优劣浮沉。

中国南北文化差异明显，学术风格也各自不同。

朱维铮教授认为：“把空间分布作为学术派分的畛域，始于南北朝。

但承认‘统一’时代还存在学术的地域剖分，则盛于北宋。”

[1]清代以来，学者论学，每每讲究地域与流派的关系。

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论语》评南北学者之病，指北方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南方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

。

梁启超早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即分先秦学派为南北两支，各有正宗与支流，并据以归纳南北学之精神。

[2]日本京都学派论述清代学术史也多牵连及此。

但南北学者若扬己抑彼，则为不智。

民初《清史稿·儒学传》成，请人评审，吴士鉴提出增加崔述，“其所著书，虽无家法，而北学除通州雷、肃宁苗、昌平王三人外，尚觉寥寥。

东壁久已悬人心目之中，能否增附于雷传之下，以餍北人之望，而免他日北人攻南之弊。

此中消息极微渺，侄非助北学，乃所以护南学耳。”

[3]陈垣对褒陈澧贬崔述者道：“师法相承各主张，谁非谁是费评量，岂因东塾讥东壁，遂信南强胜北强。”

[4]道光初年江藩著《宋学渊源记》抑南扬北，但他本人籍贯扬州，而且照朱维铮教授所见，本意当在贬斥桐城诸家。

总体而言，南学强于北学，当是近代学术的一般态势。

即以旧学而论，民初北京尊奉清代北学正宗颜李学派的，唯有徐世昌的四存学会，其余均为南学派系。

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王重民、孙楷第、张西堂、刘盼遂、谢国桢、王静如、罗根泽、孙海波、肖鸣籁、齐念衡、庄严、傅振伦等组织学文学社，因社员多系淮黄流域学者，向达、赵万里名之为北学派，其实不过戏言。

[5]

南北学之分，又因依据不同而内容迥异。

其分法有二，一据籍贯，一讲居处。

民国时论南北学风不同，多据后者。

1922年8月胡适与来访的日本学者今关寿麿谈论中日史学，认为：“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

[6]此即因居处要而言之，因为北方有不疑古而勤苦之士，南方亦有信古而简陋之人。

当时东南大学的《学衡》公然树旗，与北方的北大派分庭抗礼，形成所谓“南高学派”

，成为南方学术的代表声音。

“学衡”

派主将之一的胡先骕十余年后总结道：

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学派方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

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王伯沅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世所宗仰，流风所被，成才者极众。

在欧西文哲之学，自刘伯明、梅迪生、吴雨僧、汤锡予诸先生主讲以来，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始为吾国士夫所辨认，知忠信笃行，不问华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至理存在，而东西圣人，具有同然焉。

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

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近年乃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