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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北异同（第1页）

三、南北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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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大学的新文化派遥相对立的南高学派，在五四之后也开始改革课程。

1919年9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新任校长郭秉文提出“改良课程案”

，把国文部改为国文史地部，原为国文部下的史地学科，升格为史地学系。

以后又改为文史部，历史系独立，所开设的课程为中国文化史、朝鲜史、日本史、印度史、亚洲文化史、史学问题、大战史、历史教学法、中国通史等。

同时因为实行选科制，历史系学生要选修国文、西洋文学、地理、哲学等系的课程。

其必修课即包括西洋哲学史、哲学入门、伦理学、地学通论、地质学、历史地质学等[1]。

南高学派因为对北大的新文化派多有批评，历来被新派学者视为文化保守主义的营垒。

其实正如近人所指出，他们只是反对激烈地反传统文化，提倡调和中西文化。

而在引进西方文化方面，又主张溯本求源，全面系统，反对断章取义的拿来主义。

该派中留学生与老师宿儒和睦相处，相得益彰，就是其主张的最佳体现。

南高学派同样重视史学，1920年5月就成立了史地研究会，较北大还早两年。

其中在史学方面发生影响的主要有柳诒征、徐则陵、陈训慈、缪凤林等。

该会定期举办学术演讲，先后演讲的指导员和会员及其讲题有徐则陵的“史料之收集”

、“新史学”

，柳诒征的“史语史之性质与目的”

，缪凤林的“历史与哲学”

，陈训慈的“何谓史”

等，并经常邀请外校及外国学者演讲。

与北大相比，南高学派提倡史学研究的态度颇有异同。

其相同或相近方面，如重视外文及西书，强调以欧洲新法治中国历史，给予中国文化以适当的历史地位[2]，注意科学史学的潮流和社会科学化的趋向，认定史学为各种科学之汇合等，与北大精神大体一致。

其相异方面，则有：

一、以史学为实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矫正新文化运动的虚浮偏颇。

南高史地会的《史地学报》“编辑旨趣”

称：“近年以还，国人盛言西学，谈论著述，蔚为巨观。

顾于真实之学，輙相畏避，史学地学，尤希过问。”

[3]陈训慈提出《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批评“近来自号新文化运动者，大都皆浮浮自信，稀为专精之研究。

即其于所常谈之文哲社会诸学，亦仅及其表面，而于专门学科，益无人过问；循是不变，将使名为提倡文化，而适以玷辱文化。

诚有专门学会之出现，倡导社会，于真正学术有所贡献，将使智识界空气，由浮虚而趋于笃实。

而所以说明源流，促起真实之研究者，史学会其尤要者也”